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效能日益成为关涉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自浙江省率先提出“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生产+数字营销”的广东模式、“大数据+N”的贵州模式等相继兴起,数字乡村治理创新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进。一方面,数字技术全时共在、灵活敏捷等优势显著,能够切实促进乡村治理精准高效;另一方面,技术主义可能使乡村治理以“数据资料”取代“政策效果”、以“技术合理”取代“人本关怀”,实际效能大幅削弱,引发了“如何通往数字乡村治理有效”的思考。
然而,近些年数字技术发展狂飙突进,使得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更多关注技术、形态、结构等,较少将注意力放在有效性机制上。调研发现,多数乡村管理者竭尽所能引入物联网、大模型、智能体等先进技术,紧跟数字建设潮流,确保数字乡村治理契合政策要求,呈现出一种“有资源有平台即治理有效”的景象。然而,这种停留在表象的做法未触及村民福祉、技治关系等本质要素,导致“”“技术悬浮”等问题频发。
对于上述现象,已有研究多归结为数字技术干预力与乡村社会内生力之间的张力,并大致形成数字技术遮蔽了乡村社会的“数字垄断论”、数字技术异化治理过程的“民情裁剪论”、数字技术发展与乡村社会发展不同步的“数字鸿沟论”的三种观点,说明盲目顺应数字技术潮流可能使数字乡村治理走向失效。
事实上,数字乡村治理包含技术基础与社会基础,前者指“刚性”数字工具的应用,后者作为一种“柔性”力量,决定了数字势能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随着乡村技术治理范式从技术工具论、技术赋能论转向技术适配论,学界开始反思以往依赖的“外部”技术先验预设,并将治理重心放在乡村社会“内部”的结构与善治上,旨在激活社会基础,推动数字技术干预力向内生力转化。然而,外来的数字技术如何适应本土乡村社会,其怎样的“技术适配”能够通往数字乡村治理有效等问题仍需探索。
文章以江苏省M村数字乡村建设为案例,重点阐述数字技术适配本土乡村情景实现治理有效的过程与逻辑,构建“梯次适配”的理论框架,旨在为技术适配理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数字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数字乡村治理属于乡村技术治理的范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乡村技术治理发端于21世纪初,并在近20余年形成从技术工具论、技术赋能论到技术适配论的基本范式演化(见表1)。
一是技术工具论。早期,乡村技术治理遵循“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是人类社会行动的手段,是乡村治理中一种先进且中性的现代化工具,目的是提高重点领域的治理效率。实践中,政府成为乡村技术治理的唯一主体,技术实践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供给驱动”,并以硬件投资、网络普及、设备购买等为主要手段。尽管这可能存在硬件先行、刚性嵌入等弊端,但也促成了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社会的快速普及。
二是技术赋能论。2012年前后,“技术赋能论”成为乡村技术治理的主流范式,强调数字技术作为“力量倍增器”,驱动更敏捷、高效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与社会成为重要主体,技术实践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并以鼓励科创、搭建平台、开放数据等为主要手段。尽管这可能存在赋能不均、技术驯化等弊端,但为数字化深度转型奠定了厚实的技术基础。
三是技术适配论。2018年前后,数字技术开始逐渐融入乡村治理系统,“技术适配论”成为乡村技术治理的新范式,强调数字技术须适应乡村社会发展,化解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适应性风险。实践中,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构治理共同体,技术实践主要是上下整合的“需求驱动”,并以制度配套、素养培育、生态重构等为主要手段。尽管该理念的应用在中国仍不成熟,但为更加人性化、包容性的数智社会绘制了基本框架与蓝图。
乡村问题与技术变革共同驱动乡村技术治理的范式演进。当前,数字乡村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技术的“适应性危机”,即外来的数字技术如何“由外向内”嵌入治理结构,这直接决定了治理效能的高低。因此,若要持续提升乡村技术治理效能,须秉持技术适配论的基本范式,并结合本土典型案例,进一步理清中国乡村治理情境中“技术适配”的核心价值、基本秩序与理论样态。
基于田野调查,发现江苏省M村在本议题下具有研究的典型性。该案例反映了数字技术从人出发,融入乡村、改变乡村的技术适配逻辑,为以本土乡村社会为核心、以治理有效为目标的技术适配提供了典型样本。
2018年,尽管各级部门均发布了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文件,但M村村委认为,当时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村民能力有限,存在推广数字技术、夯实数字治理的社会基础的需要,于是率先将数字工具引入村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中,包括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型。
实践中,数字技术率先从个体出发,通过满足个体需要,推进群众路线的做法,蕴含“个体适配”的逻辑。面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压力,村委以村民的日常为抓手,使数字技术逐渐成为“身边之物”。新的生产工具升级了农业生产方式,特别是人工智能及物联网设备的使用,让农民不再只“靠天吃饭”,而是借助科技力量对作物生长、品质等有了更多掌控。此外,数字工具融入日常,让村民快捷、有效获取信息的渠道被打通。村民能够运用数字工具,在深度思考与解决问题中,提高信息获取、资本积累与数字参与的综合素养,不断增强与数智文明的契合度,开启传统小农向数字新农人的蜕变。
2020,M村以数字技术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生产,但也带来了分化的问题。村委发现,部分年轻村民过度依赖数字技术,而部分年长村民则对新技术持排斥态度,这就需要对人、技术与情境进行重新整合,以数字技术再建在地文化,推动在地文化深度融入数字化生活,包括场馆类场景更新、日常生活场景更新、在地文化挖掘。
实践中,数字技术以在地文化为抓手,不断弥合乡土社会中人类行动与技术情境的关系,蕴含“关系适配”的逻辑。乡村文化场馆集成了历史、文化、民情,不仅是在地文化的集中表达,也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容器。通过数字技术与乡村情景的交融升级文化场馆,实质上是再造了一种集成在地文化的新场景。村民进入该场景时,能够沉浸式感受时空变迁中的乡村发展与文化灵魂,并依托集体记忆,调适更具凝聚力的个人与他人、乡村之间的关系。此外,村委还在公共空间中对文化类内容进行宣传推送,使得文化符号潜移默化地进入乡村日常,形成技术要素与风俗习惯、个人体验等相结合,村民与技术情境有机和谐的人环关系。
2020年,村委调研发现,随着行政任务的增加,各部门的行政压力持续加大,加之部门、上下级之间沟通衔接不足,工作缺乏整体性统筹,任务交叉重叠问题突出,进而造成行政执行效率偏低,由此产生了重新凝聚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村委的回应包括强化“一核”的数字化统合、增强“多元”的数字化协同。
实践中,数字技术以行动者为抓手,编织更高效敏捷的行动者互动网络的做法,蕴含“组织适配”的逻辑。党的领导是M村前期取得诸多成就的根本原因。村委借助新技术开展数字化党建,在微信群、小程序等虚拟空间中植入党员这一“关键少数”,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人、示范者、联结者等角色,强化统合性功能。在党政引领下,多元主体的分工合作也更加敏捷高效。村委通过数字技术的使用,让问题浮现、主体征召、需求因应更加明晰,使主体之间在配合时以资源共享、行动互通实现过程可控。一种基于政治认同与权威示范的一体化运作组织形成。
2022年,尽管M村在多个方面均完成数字化转型,但对上级政策的执行还不够高效,村民参与的主动性还不足,存在进一步调试治理秩序的需要,于是村委依托数字平台,重塑“刚柔并济”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保障数字技术长期、稳定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包括重塑正式制度向下扎根、协同非正式制度向上借道。
实践中,以数字技术创设更具韧性与人性化治理制度的做法,蕴含“制度适配”的逻辑。为了应对正式制度因文化排异性造成的移植失败,村委综合运用网络直播、村民监督等策略,将协商治理、网格化治理、村民参与结合起来,打通村民实时参与的柔性渠道。说明正式制度叠合乡土情感性,能够成为村民深度参与数字治理的行动指南。此外,为了让情感、关系、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运转起来,村委结合数字化与积分制创新平台制度,并围绕村规民约建立考核体系。这些做法激发了村民自觉、自发的治理参与,让内生的文化传统借助数字技术,放大其强制性,真正成为数字治理的理念支柱。
第一,个体适配是基础动力。传统数字乡村治理依靠外部资源供给,挤压了乡村自主性空间。个体适配从民情出发,围绕以村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借助数字技术的普惠性与工具性,优先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让数字技术率先惠及群众,保障了更高水平治理效能的发挥。
第二,关系适配是重要活力。数字技术极具现代性,在融入乡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去地域化与去人文化。关系适配将在地文化融入治理行动,围绕“地方性道德知识”,发挥数字技术的泛在性与拟真性,赋予技术情境更多情感性、在地化要素,通过文脉的数字化延续重构乡村性,激活数字治理的精神内核。
第三,组织适配是关键合力。原有的乡村组织结构随数字技术的深入受到挑战,以虚拟空间为载体的敏捷互动方式不断挑战着原有人力驱动的行动方式。组织适配以党政引领与多元协同为切口,借取数字技术的连通性与敏捷性,将党的统合地位延伸至数字公共领域,并以信息共享、能力整合和敏捷协同优化主体间的互动方式,合力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这一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第四,制度适配是持续效力。乡村中各个要素的数字化转型倒逼治理生态迭代升级,过往向上负责、权力递减的科层式制度架构难以匹配数智化治理。制度适配主动回应美好公共生活的社会需要,发挥数字技术的灵活性与混搭性,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平衡于制度运作,使人性化治理价值进入有效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中。
1995年,西方学者提出“技术-任务”适配(technology-task fit,TTF)模型,是技术适配理论形成的标志。该理论假设“提高技术契合度以满足用户需要”,主张只有当技术与任务匹配时,公司才会产生积极的绩效,更多适用于市场化、资本化等任务导向的场景中[34]。基于此,有学者提出“技术-任务”错配(technology-task misfit,TTM)模型、“人-组织-技术”(human-organization-technology,HOT)的三角适配模型等,并被引入中国数字治理的研究中。整体上,这些研究延续了原理论的核心假设,呈现技术简单化、任务单一化、过程理性化等特点。
与西方“串联式”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呈现并联式的特征,这在数字时代乡村治理领域尤为明显。现实中,城镇化、技术化、智能化带来的挑战并存,乡村社会同时面临多重治理难题。同时现代化意味着新旧交替,这可能使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利益分配等均处于动荡状态,为社会成员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技术适配的原理论因东、西方社会空间的转化、技术发展时间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流变,在当前乡村问题的解释中具有局限性。
“梯次适配”意味着数字技术沿着“由内向外”的基本方向,通过个体、关系、组织与制度等不同层级的传导与扩散,在不同阶段实现治理效能持续更迭,动态化实现数字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梯次适配”将极具中国特色的“时”与“序”带入技术适配理论,能够回答“数字乡村治理有效如何可能”的关键问题。
“时”是指“梯次适配”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渐进式的特点。在转型期“时间压缩”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在短期内发生了快速变化。在乡村社会,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过去模糊、弹性的管理体制迅速向理性、标准的城市管理体制转变,成为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之一。然而,乡村社会本身是一种感性且更为基础的慢变量,若乡村管理体制变动太快,容易面临乡村社会理解不足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何行政主导的数字乡村治理常走向失败,即尽管数字技术本身指向了一条乡村发展的可能路径,但供给公共品的管理体制与乡村社会错配,导致后者面临数字化转型时茫然无措,出现“数字”等非预期后果。有研究指出,这种错配是转型期乡村“过渡型社会”常面临的问题,解决方法是让治理体系慢下来,以渐进式、阶段化的特点,主动匹配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与之对应,“梯次适配”强调相较于技术本身的适配,更重要的是技术背后的供给体制与乡村社会基础的适配,动态化满足治理需要。这反映了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这也正是数字乡村治理有效的前提条件。
“序”是指“梯次适配”在空间维度上具有鲜明乡土取向。在转型期“空间压缩”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短期内同时面临多重治理任务。在乡村社会,主体的混合性、问题与需求的复杂性常使政府借助行政力量,以考核、追责等策略重构治理体系,数字技术以权力性、强制性等特征成为国家政权介入乡村社会的路径之一。然而,科层取向的技术执行与一线乡村治理场景存在张力,可能造成数字乡村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困境。对于此,“梯次适配”强调数字技术不仅在供给上与乡村社会发展同频,在实践中也要从“向上匹配”转向“向下匹配”,即契合乡土情境的内在要求。数字技术在个体、关系、组织与制度层面的四重适配体现了主体层面向结构层面的有序扩散。一方面,从主体层面出发增进民生福祉、夯实社会底蕴是一种不因时而变的“恒常”,这正是数字时代乡村治理效能生成的起点。另一方面,从“恒常”出发,向公共生活、治理规范等结构性层面推及蕴含了以“不变”主动求“变”的逻辑,能够提高数字工具合理性、科学性与乡土社会内在秩序的匹配性。由此,“梯次适配”将数字技术映射到乡土社会这一特殊的治理场景中,通过破解“乡村不动”的难题,打通数字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在“梯次适配”的理论逻辑下,数字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体现为乡村社会的“内力再生”,即让村民主体、关系网络、文化传统等内生性要素成为影响技术部署、主体行动与结构优化的核心力量。数字技术从主体层面出发,不仅充分发挥村民主体性,让村民成为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力量,也提升村庄内部的凝聚力,重构更加合宜的人、乡土社会、技术情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在结构层面的改变受个体能力、集体行动、传统文化等驱动。这说明,基于“梯次适配”的数字乡村治理能够逐步激发乡村社会力量,使之以“内力再生”的综合效能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干预力与乡村社会内生力之间的张力。
“梯次适配”能够通往“内力再生”,是因为与TTF的原理论模型相比,其适用情境与前提假设均发生根本性变化。就适用情境而言,“梯次适配”嵌套在中国政策红利的背景下,更多适用于人性化治理场景中。中国式乡村振兴不仅强调外部要素的输入,更注重外在帮扶与内生发展的协调,构建“输血-造血-活血”的良性发展机制。正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的“注重激发内生动力”。要求数字乡村治理立足社会传统、文化条件、资源禀赋等,外部资源只是为了因应内生发展产生的问题及需要。就前提假设而言,“梯次适配”强调数字技术的逻辑整体适配乡村社会的逻辑。当前的深度数字社会存在易变、模糊、复杂与不确定的特征,学界称之为“乌卡时代”(VUCA)。要求乡村技术实践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保持一致,以行动的有序性克制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混乱性。这共同说明,“梯次适配”超越了原理论模型的工具性内涵,强调外来的数字技术适应乡村社会内生性发展,能够回应治理有效的政策预期。
在全面评估乡村问题的基础上,乡村政府应聚焦村民需要,辨识可利用的技术及其优势,引导数字红利精准输入,具体策略有改善生产方式、更新社交工具、融入日常生活与提高数字素养等。
数字技术在提高个体福祉后,应考虑村民与技术情境的长期共存。乡村政府可以将泛在的数据与在地文化结合,弥合乡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的割裂感,通过重构集体记忆、更新文化场景,推动数字技术融入认知体系。具体策略有升级文化场馆、转译文化符号、宣传在地文化与推进文化挖掘等。
数字技术在调试人技关系后,应顺应数字治理势能,不仅应明确内外主体,还应为这些主体确权及赋能,以稳固的治理共识、敏捷的协同方式,合力推进治理势能向实际效能的转化,具体策略有数字化党建、打造红色网格、更新协同机制与开放数据共享等。
数字技术在实现组织协同后,还应与智能文明深度接轨,围绕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柔化外来制度、量化内生制度,以“刚柔并济”的行动特质,弹性推进数字乡村治理深度、温度与效度的有机统一,具体策略需围绕数字平台,不仅推进网格化管理、协商议事等正式制度柔性执行,还要结合积分制、清单制等工作方式保障村规民约、乡风文明等非正式制度稳态运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