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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引导式数字心理健康干预中治疗师的时间分配——一项范围综述与案例研究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6-08-05
 综述:引导式数字心理健康干预中治疗师的时间分配——一项范围综述与案例研究  背景:相较于完全自助类应用程序,包含治疗师支持的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Digital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DMHIs)可显著提升治疗依从性与干预效果。与面对面心理治疗相比,引导式DMHIs可通过减少治疗师所需投入的时间扩大服  背景:相较于完全自助类应用程序,包含治疗师支持的数字化心

  综述:引导式数字心理健康干预中治疗师的时间分配——一项范围综述与案例研究

  背景:相较于完全自助类应用程序,包含治疗师支持的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Digital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DMHIs)可显著提升治疗依从性与干预效果。与面对面心理治疗相比,引导式DMHIs可通过减少治疗师所需投入的时间扩大服

  背景:相较于完全自助类应用程序,包含治疗师支持的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Digital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DMHIs)可显著提升治疗依从性与干预效果。与面对面心理治疗相比,引导式DMHIs可通过减少治疗师所需投入的时间扩大服务可及性,同时维持治疗关系。然而,现有研究中“治疗师时间”的操作化定义存在不一致性,多数研究仅报告直接患者接触时间(如即时通讯、电话沟通)或平台监测时长,未明确纳入文书记录等其他患者相关工作,导致实际时间消耗存在不确定性。本研究通过范围综述系统梳理引导式DMHIs及以数字化为核心组件的阶梯式/混合照护干预中,治疗师或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Health-Care Professional, HCP)的时间报告情况,并进一步描述时间分配的类别特征,辅以挪威eTreatment服务的案例研究予以验证。方法:研究严格遵循PRISMA-ScR指南,检索定量报告引导式或混合式DMHIs中治疗师或HCP时间的相关文献。纳入标准为英文发表、以数字化治疗为核心组件并配备人工支持、针对精神健康问题的研究,排除纯自助应用程序及仅提供远程视频/电话治疗的干预。结果:共纳入2005年至2026年间发表的54项研究,治疗师每例患者每疗程平均投入时间为214.57分钟(3小时35分钟;标准差214.76;范围46–1198分钟;中位数146分钟;四分位距142.98分钟),干预平均持续时长为10.6周。48项研究仅量化了直接患者相关工作(如电话沟通、即时通讯、平台监测),其余时间类别的量化报告极为有限。案例研究显示,73.7%的患者相关工作时间发生在平台外,包括诊断性访谈等环节。结论:现有研究主要报告直接接触与监测时间,可能低估实际时间消耗。尽管如此,引导式DMHIs相较面对面治疗仍具有显著的时间节约优势。未来需更全面地报告直接、间接及行政工作时间,以支持干预的规模化推广与落地实施。

  大量研究证实,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DMHIs),尤其是互联网递送的认知行为治疗(internet-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ICBT),在治疗抑郁、焦虑等常见精神障碍方面与面对面治疗疗效相当,因此被日益推广以应对全球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短缺问题。DMHIs可提升偏远地区服务可及性,为候诊患者提供支持,并与其他治疗手段形成互补。尽管优势显著,DMHIs在常规临床护理中的落地仍较为有限,但其仍是扩大治疗覆盖、满足未竟精神健康需求的重要路径。从服务提供方视角来看,人口结构变化加剧了医疗人力短缺,而DMHIs可通过提升工作时间灵活性、支持远程办公改善工作条件,有助于降低职业压力、提升人员留存率。此外,远程医疗可减少通勤相关的碳排放,兼具环境效益。

  研究证据表明,相较于完全自助应用,配备治疗师支持的DMHIs可显著提升治疗依从性与干预效果。但引导式DMHIs的实施涉及培训、督导、工作流程整合等多重复杂性,因此明确其人力资源需求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成本测算与人员配置。多项研究已证实,与传统面对面治疗相比,引导式DMHIs可大幅降低治疗师时间投入,降幅可达50%至85%。然而,“治疗师时间”的操作化定义存在显著差异:多数研究仅统计直接患者接触时间,包括异步/同步互动(即时通讯、电话及视频通话)或平台进度监测,而文书记录、跨专业沟通等间接患者相关工作常被忽略或仅作估算。这种不一致性限制了卫生服务体系对DMHIs规模化推广所需人力的准确评估,全面涵盖直接与间接患者相关时间的现实估计,对干预的规模化落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挪威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专科精神卫生服务中试点并逐步推广引导式互联网心理治疗,并于2025年启动全国范围推广,将其列为国家卫生优先事项。现有eTreatment单元可提供针对惊恐障碍、社交焦虑、抑郁等常见精神障碍的在线干预项目。本范围综述系统梳理文献中治疗师时间分配的报告方式,明确核心时间类别;同时以卑尔根eTreatment为案例,评估实践中的时间分配特征,旨在为引导式DMHIs的实施提供现实依据。研究聚焦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引导式DMHIs中报告的治疗师或其他HCP时间总量;二是报告的时间分配类别特征。

  本研究严格遵循PRISMA范围综述扩展报告规范,检索PubMed、PsycINFO、Embase、Cinahl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纳入报告心理治疗师或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引导式DMHIs中时间分配的原创研究、综述及相关文献。鉴于数字化心理治疗领域术语尚未统一,本研究采用“数字化心理健康干预(DMHI)”作为伞式术语,涵盖多种治疗取向、递送形式与数字技术,具体纳入标准由操作化定义明确,检索策略同步纳入相关术语以保证查全率。仅纳入以分钟或小时为单位报告的定量数据,同时纳入描述特定干预实施并报告时间分配的概述性文献。研究聚焦设计为引导式在线干预的项目,同时纳入以数字化组件替代部分面对面会谈的混合照护模式,以及基于初筛结果提供差异化支持强度的阶梯式照护研究。研究方案已在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注册,纳入标准详见表1。

  纳入标准包括:报告循证引导式DMHIs治疗师时间分配的任何类型研究;发表于同行评审英文期刊;核心干预通过数字化平台递送,数字化组件构成治疗递送的主要模式;主要针对精神障碍(如抑郁、焦虑、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进食障碍、精神病性障碍)进行治疗;干预包含专业人员、辅助专业人员或受训同伴提供的人工治疗支持。排除标准包括:白皮书、政策声明及其他灰色文献;评论、观点、社论、致编辑信函、无全文的会议摘要及研究方案;仅由同步远程治疗(如视频/电话通话)构成的干预;仅针对躯体疾病的干预;完全无人工治疗支持的自助式DMHIs。

  两名学术图书馆员协助制定与测试检索式,基于10篇核心文献验证检索词有效性。鉴于时间分配信息常未出现在标题与摘要中,研究采用扩展手动检索结合回溯与向前引文滚雪球法。检索覆盖各数据库建库至检索日的文献,检索词包括“digital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internet-delivered”“therapist or clinician or psychologist”“time or hour or minute”等,各数据库完整检索式见补充文件1。

  研究采用ASYSD软件进行去重,随后将引文导入Rayyan综述软件,该平台支持去重、盲法筛选及补充非检索来源的文献。三名独立评审员完成第一轮标题与摘要筛选,分为“纳入”“排除”“待定”三类,所有综述类文献均标记为“待定”以备后续核查。盲法解除后比对结果,分歧由第四名评审员讨论解决。第二轮全文筛选重点核查时间分配相关信息,并根据预实验结果调整纳入标准:初始计划仅纳入常规护理环境下的研究,但因学术研究环境与常规护理边界模糊(如既有在成熟在线诊所开展的新干预研究,也有与标准治疗对照的研究),最终调整为纳入所有报告引导式DMHIs时间消耗的研究。

  两名评审员独立从纳入研究中提取数据,合并至按数据提取工具分类的Excel文件中,核心提取类别见表2。研究预先定义了四类时间分配类别:一是线上直接患者相关任务,包括同步/异步聊天与即时通讯、向患者发送电子邮件、核查家庭作业、任务完成情况及测试结果;二是线下直接患者相关接触,包括视频/电话通话、面对面会谈、诊断性访谈;三是间接患者相关时间,包括准备、文书记录、转诊、跨专业沟通、督导、培训;四是非患者特异性专业时间,包括其他DMHI相关时间,如培训、系统更新、技术支持。若研究比较两种在线干预强度,则纳入强度较高组的时间数据;若为估计值并报告区间范围,则取均值纳入;若诊断性访谈包含在总行政时间内,则纳入总时间。

  基于报告的总时间对所有文献进行时间分配分析,若明确细分则进一步按预设类别拆解。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DMHI持续时间、干预类型、卫生保健环境及患者数量。使用SPSS 30版与Microsoft Excel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各时间类别的均值、标准差(SD)或中位数、四分位距(IQR),并通过t检验与回归分析比较常规护理与研究环境下时间消耗的差异。将研究设置定义为可行性研究、随机对照试验(RCT)或有对照组的准实验研究为研究类,报告常规收集数据的研究为常规护理类。

  卑尔根eTreatment是挪威推进DMHIs落地的国家战略组成部分,为焦虑、社交焦虑、抑郁、失眠、肠易激综合征、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及游戏成瘾等常见精神障碍提供在线治疗师支持治疗。部分项目已纳入常规护理,其余仍作为研究项目嵌入常规临床服务。患者可由全科医生、专科医疗服务转诊或根据主诉问题自我转诊。经适用性评估后接受诊断性访谈,被分配至相应治疗项目,以每周一个模块的推荐频率自主完成治疗内容,治疗师每周至少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一次异步支持,并监测患者任务完成与消息反馈。

  研究人员要求治疗师在典型工作周内记录时间分配,使用自定义模板按日记录每例患者消耗的分钟数,分为两类:一是治疗平台内患者相关任务,包括即时通讯、进度监测、作业审阅;二是平台外患者相关任务,包括诊断性或中期访谈、治疗结束访谈、跨专业沟通、文书记录及转诊处理。同时要求治疗师标注患者所处治疗阶段,以避免治疗初期诊断性访谈集中导致的聚类偏差。研究未记录非患者特异性的通用行政任务、课程与会议时间,且不纳入未进入治疗项目的患者相关时间。第二轮记录要求治疗师选取典型一天的3小时时段,使用更细化的模板记录间接患者相关时间分配细节。地区伦理委员会确认该研究无需伦理审批(注册号847738),数据以均值与标准差进行描述性呈现。

  2025年5月20日初检获得116篇引文,2026年2月20日更新检索新增46篇,第一轮筛选基于标题与摘要排除92篇(如方案、观点类文献或干预类型不符),剩余文献结合回溯与向前引文补充的7篇进入全文筛选,最终纳入54项研究,最早发表于2005年,最晚为2026年。研究地域分布以澳大利亚为主(25项,46.3%),其次为瑞典(13项,24.1%)与美国(5项,9.3%),其余来自加拿大、芬兰、荷兰、英国、挪威与新加坡。干预目标疾病以高频精神障碍为主:抑郁占15%,社交焦虑占15%,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占17%,少数研究针对强迫症(OCD)、躯体变形障碍(BDD)及疼痛等慢性躯体疾病伴发心理问题的干预。治疗取向以认知行为治疗(CBT)为主,部分结合情绪调节、暴露反应预防或浓缩延长暴露疗法。12项为常规护理环境下的研究,42项为研究类研究。常规护理类研究纳入患者总数更多(共26879例,均值1241.00,SD 2873.44,范围225–10393),显著高于研究类研究(共6519例,均值155.21,SD 153.13,范围17–676)。

  干预平均持续时间为10.6周(SD 3.6,范围3–25周,中位数10周,IQR 4周)。最常见的干预时长为8–12周:16项研究(28.3%)为8周,15项(27.8%)为12周,12项(22.2%)为10周。多数项目要求患者每周完成约一个模块,最短干预为3周4模块。部分研究在治疗结束后提供强化 sessions,但由于模块内容与时长差异较大,且患者常未完成所有模块或利用所有辅导会话(如部分患者平均仅完成7.16个模块,仅69%参与者完成全部5个模块),因此难以用模块数量或电话会话次数衡量干预剂量。

  综合考虑平台内患者相关工作、电话联系及报告的诊断性访谈时间,治疗师或其他HCP每例患者每疗程平均投入214.57分钟(3小时35分钟),SD 214.77,范围46–1198分钟,中位数146.60分钟,IQR 142.98分钟;混合干预中则纳入面对面接触时间。回归分析显示,干预持续时间可解释41%的治疗师时间变异(调整后R2=0.407),提示干预时长对时间消耗的影响较为显著。不同诊断间存在差异:抑郁干预平均耗时346.23分钟(SD 333.32),强迫症干预平均耗时355.80分钟(SD 285.97),但变异度较大,未达统计学显著性。干预类型(混合、在线或阶梯式在线照护)对时间消耗无显著影响(调整后R2=0.01),但该结果受限于纳入的混合与阶梯式照护研究数量较少(分别为5项与3项)。常规护理与研究环境下的时间消耗无显著差异(p=0.134)。

  现有报告主要聚焦于直接患者相关工作,包括电话通话、视频会谈、即时通讯、诊断性访谈、平台内作业与任务监测,但“治疗师时间”的测量或估计方法常未明确说明。部分研究通过日志、记录或其他方式测量时间,若明确提及并量化诊断性访谈(含随访访谈)则纳入总时间。其余非直接患者相关类别,如培训、督导与行政任务,多数研究未详细报告,仅少数研究进行了估算。研究梳理出四类时间分配体系:直接患者接触(含诊断评估、视频/电话会话、同步文本聊天、异步消息、随访接触、危机管理)、间接患者相关时间(含症状与进展监测、作业审阅、个性化反馈准备、护理计划制定、风险预警核查、文书记录、照护协调)、患者层面技术与行政时间(含患者 onboarding 与账户设置、患者特异性技术支持、日程安排)、项目层面实施与维护时间(含数字化递送培训、技术更新培训、督导与质量保障、工作流程开发与平台整合、平台治理与维护)。

  9名治疗师记录了典型周内95例患者的平台内外时间分配,平均每位治疗师记录10.55例(SD 5.59)患者的时间数据。患者参与项目包括抑郁(18.9%)、焦虑/惊恐障碍(14.7%)、社交焦虑(12.6%)、成人ADHD(29.5%)、失眠(4.2%)及其他/不明确诊断(18.9%)。治疗师平均每例患者每周投入个体患者相关工作54.95分钟(SD 26.19,范围11.54–102.50分钟),按常规12周项目推算,每例患者每疗程总耗时约659.4分钟(近11小时)。其中平台内工作(即时通讯、活动与作业监测)占14.56分钟(26.50%),平台外患者相关工作(诊断性访谈、电话沟通、文书记录、转诊、评估)占40.49分钟(73.69%)。第二轮针对平台外工作的细化记录显示,治疗师30.5%的平台外时间用于贯穿治疗全程的诊断性访谈,29.8%用于病历文书记录,20.1%用于信息检索与交流,19.6%用于会议(含患者资格审核会与其他员工会议)。

  本研究通过范围综述与案例研究,旨在为引导式DMHIs的实施规划提供治疗师时间分配的实证依据。结果显示,引导式在线、阶梯式照护及混合照护模式下,治疗师每例患者每疗程平均投入3小时35分钟,但变异性极大(标准差大、范围宽)。文献证据表明,现有报告仅覆盖了实际时间分配的一小部分,多聚焦于平台内患者相关工作(进度监测、作业审阅)与直接接触(即时通讯、电话/视频通话、诊断性访谈),而未量化文书记录、培训、督导等其他患者相关、治疗相关或系统相关活动。这种缺口可能导致引导式DMHIs实施与维持所需工作量的现实估计不足,进而限制人力规划、成本建模、规模化推广与服务可持续性。案例研究验证了这一模式,显示大量治疗师时间消耗于平台外任务,纳入此类活动后总时间显著增加,尽管平台外时间占比(74%)受样本量小与情境特殊性限制需谨慎解读。

  研究识别出平台外的多个关键时间类别,但多数文献仅将其归为未量化的整体或未予报告。这种现状虽与详细时间记录的繁琐性及日志本身可能带来的行为偏倚有关,但需明确的是,非直接接触活动是所有治疗模式的固有组成部分,并非DMHIs独有。然而,在报告中纳入文书记录、培训、督导等相关时间,仍能为临床工作负荷的整体分布提供更完整的认知,避免因严重低估时间需求而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与实施挫折。

  引导式治疗疗程的平均耗时214.57分钟显著低于等效面对面治疗,更具成本效益。对比而言,标准个体面对面CBT通常包含10–15次45–60分钟的会谈,对应450–900分钟(7.5–15小时)的直接治疗师接触时间。例如,Clark等人报告在线小时;Axelsson等人发现在线%。干预持续时间是时间消耗的核心影响因素,这与Khan等人指出的患者量与在线治疗启动资源需求的变异一致。本研究观察到的疗程时间范围为46–1198分钟,上限已接近传统面对面CBT的下限,但绝大多数引导式DMHI干预仍显著低于面对面工作负荷水平。

  除诊断外,干预类型是时间消耗的重要潜在影响因素,但本研究未发现其显著效应,这可能与相关亚组样本量较小有关。更大的变异来源于干预结构与治疗师接触强度,而非诊断本身。例如,社交焦虑干预中,Clark等人报告468分钟,Titov等人报告193分钟;抑郁干预中,Hedman等人报告149分钟,Titov等人报告60.5分钟。相比之下,面对面CBT的会话时长与频率更为标准化,而引导式DMHIs以每周短时长异步接触替代固定50分钟会谈,是整体直接时间减少的核心原因。Kenter等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反例:其发现混合ICBT的治疗师时间长于面对面治疗,归因于实施过程中缺乏清晰指引,导致治疗师将在线组件视为附加而非整合部分。Kooistra等人的研究也显示混合模式与标准面对面治疗时间消耗相当。这表明时间节约并非数字化递送的固有属性,而是取决于临床工作流程的合理整合。若在线组件仅叠加于现有面对面治疗而非替代部分环节,整体工作负荷可能增加,凸显了对治疗师及其他HCP开展培训与制定指南的重要性。

  案例研究中74%的患者相关时间发生于平台外,这一结果的代表性受限于文献证据匮乏。部分活动的归类存在模糊性,例如聚焦特定患者的督导可能逐渐延伸至更广泛的议题。此外,治疗初期、中期与结束时的访谈本身即构成可观的时间投入,而书面沟通对有经验的在线治疗师而言可能是高效的支持方式。

  无论面对面或在线治疗,同一诊断与严重程度的患者对干预的反应均存在个体差异,本研究纳入的阶梯式照护研究正是对此的回应。Andrews等人提供可选治疗师支持,March等人与Mohr等人针对无应答者增加支持强度。这类阶梯式模式进一步区分了引导式DMHIs与传统面对面CBT——后者通常预先固定会话时长与频率,而前者可通过为最需要的患者保留高强度支持实现更高效的资源分配。对于轻中度症状患者,仅需简短入组与结束访谈的最小化支持可能已足够。未来析因设计与长期随访研究(如Bur等人的研究)可进一步明确不同支持强度的影响。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发展,有望实现干预强度与持续时间的动态个性化适配。

  从实施科学视角来看,DMHI特异性工作负荷的重要来源包括工作流程整合、平台可用性以及与现有卫生信息系统的互操作性。数字卫生研究一致表明,若平台未整合至常规临床工作流程,可能引发并行文书、重复数据录入、跨系统手动协调等“隐性工作”。若DMHI平台与电子健康档案(EHRs)、转诊系统或日程软件无法互操作,治疗师需在多界面切换并重录患者信息,既增加行政时间,也提升认知负荷。可用性研究进一步显示,界面设计显著影响临床效率。社会技术实施模型强调,数字技术必须与现有临床常规对齐,而非要求临床医生围绕平台重构工作流程。跨国实施研究发现,转诊流程是时间浪费的来源之一,因部分项目不适合大量转诊患者,管理者反馈更具选择性的转诊流程可提升时间分配效率。用户友好性不足也被反复提及为“时间损耗点”。因此,实施引导式DMHIs需重点关注递送模式特异性信息,包括平台熟悉培训、维护与更新。让HCP参与DMHIs的开发与实施全过程,可提升接受度与长期可持续性。

  除实操层面外,治疗递送方式的差异亦需考量。Bortveit等人探索治疗师实施ICBT的体验,发现其与传统面对面治疗存在深刻差异:书面沟通技能既是建立联结的途径,也允许保持专业距离;治疗师指出书面沟通耗时较多,强调需预留充足时间。Ramos等人的综述也强调,学习新技术的时间消耗较大,治疗师可能因学习时间挤占实际治疗时间而产生挫败感。

  尽管节约治疗师时间是推广DMHI的核心驱动力,但效能提升不可无限度,否则可能影响HCP的工作满意度与心理健康。需注意,数字化递送虽减少了同步接触时间,但并未消除行政负担,还可能引入新的技术与认知工作负荷。近期大规模调查显示,行为卫生保健提供者面临高水平职业压力、倦怠与情绪耗竭,主要源于高个案量与行政负担,这不仅影响人员留存,也凸显了促进精神卫生服务提供者福祉的迫切性。在线治疗的异步支持特性与居家办公选项,可为优化工作日程提供灵活性,成为促进医护人员福祉、预防职业倦怠的策略组成部分。

  本研究可能存在遗漏相关文献的风险,因时间分配常作为次要信息而非主要结局报告,但通过广泛检索与滚雪球法,所呈现的时间范围与研究广度仍具代表性。其次,各研究对时间分配的定义与测量方法不一致,多数依赖治疗师自我报告或回顾性估计,而非前瞻性时间追踪或自动日志数据,可能引入回忆偏倚与测量误差,导致间接或行政时间的低估。直接时间与间接时间的标准化定义缺失,也限制了跨研究可比性。此外,区分DMHIs特异性任务与跨治疗模式共有任务的难度较大,且时间分配随情境与设置变化。未来需更全面报告系统设置、熟悉化、培训等实施相关活动的资源需求,以提升透明度与跨研究可比性。

  本研究在 study 水平而非患者水平开展分析,检验干预时长与治疗师时间关联的回归分析属于生态学性质,未根据样本量加权。研究目标为总结跨研究的时间分配特征,而非提供合并估计,因此等权重设定更符合描述性研究目标,但也意味着小样本研究可能对方差估计贡献 disproportionate。此外,成本效益的前提是治疗等效性,本研究未专门评估纳入研究的疗效,但现有大量证据已支持引导式DMHIs的有效性,且纳入研究在与活性对照比较时均未显示劣势。

  研究纳入了从小型可行性试验到大规模常规护理研究的广泛文献,虽提升了生态学效度,但也降低了内部可比性。学术研究环境与常规护理的边界模糊(如许多新干预嵌入成熟在线诊所或常规护理环境实施),导致难以基于单一设置、研究设计或样本量制定明确纳入标准,后续虽尝试检验设置的影响,但因灰色地带过多而无法得出有意义的比较结论。案例研究仅基于单一设置与小样本,无法代表整个引导式DMHIs领域,但仍直观揭示了现有时间报告中被忽略的平台外工作。

  现有引导式DMHIs的时间报告主要聚焦于直接患者接触与监测,未纳入其他患者相关或系统相关任务,导致报告值存在低估。当前文献中治疗师时间分配的报告存在不一致性与不完整性,多数研究仅关注直接患者接触,极少量化间接或系统层面任务,这种全面时间估计的缺失对干预实施构成挑战,限制了工作负荷、成本与可扩展性的准确评估。尽管需承认区分DMHIs特异性任务与跨治疗模式共有任务的难度,但即便假设大量时间投入于这些共有任务,引导式DMHIs的总时间需求仍显著低于等效面对面干预。因此,应在兼顾患者与治疗师需求的前提下,鼓励更广泛地推广此类干预。未来研究需采用标准化的治疗师工作负荷报告规范,明确区分直接、间接与项目相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