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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顾丽梅:数字赋能的“人情阻滞”:基层治理中的技术悖论与目标异化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6-02-18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文明建设”,将数字化转型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1年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与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均强调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然而,将目光转向广袤的基层社会时,却发现数字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文明建设”,将数字化转型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1年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与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均强调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然而,将目光转向广袤的基层社会时,却发现数字治理的光谱在此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技术红利未能实现其预设的均质化覆盖。

  既有研究大多聚焦发达地区数字治理的成功经验,或从宏观层面探讨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的赋能,而对基层特别是保留较强传统社会特质的区域,其内在的非正式规则如何形塑甚至阻滞数字治理的议题关注不足。部分研究虽触及基层数字治理困境,但解释框架多囿于技术、资金、人才等“硬性”约束条件。这一“经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框架,之所以无法完全解答为何在“硬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治理效能的提升依然受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相对忽视了中国基层社会深厚的“人情”传统。

  故而,本研究旨在弥补上述不足,聚焦“人情”这一非正式规则与数字治理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以F市Y区为案例,运用深度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人情社会何以阻碍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过程,并提炼其作用机制。Y区既保留着浓厚的乡土人情特质,又正处于数字治理转型期,是观察数字技术逻辑与地方性社会文化逻辑相互作用的理想场域。

  基于此,提出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深厚的“人情社会”底色中,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过程如何被非正式规则所影响?以“人情”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与数字治理之间究竟如何互动并产生了何种冲突?研究将这一冲突过程概括为“人情阻滞”,是理解基层数字治理实践困境的关键机制。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适配或资源配置问题,触及了技术变迁与地方社会文化传统互动的核心地带。研究将深入探究其与数字治理普适性逻辑的内在张力,并基于丰富的访谈资料,揭示“人情阻滞”效应运作的三种典型机制:选择性规避、策略性利用与消极性,阐明其对治理效能、社会公平及政府公信力造成的深远影响;进而论证其衍生的一种新型数字鸿沟—“关系型数字鸿沟”,分析数字治理目标由此发生的偏移,即从“办好事”异化为“不出事”。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被视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关键路径,然而在复杂的实践场域中常遭遇“悬浮”与“异化”的困境。既有研究在剖析此困境时,多从技术本身、组织架构或制度环境等维度展开,相对忽视了深嵌于中国基层社会肌理中的“人情”这一非正式规则的深层影响。

  基层数字治理的研究根植于技术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协同治理理论的交叉地带,其核心在于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嵌入基层治理结构,引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主体关系的重塑。研究初期深受技术治理理论及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大多侧重于分析数字技术如何通过流程再造和数据驱动,提升行政效率与服务质量。在分析框架层面,学界发展了多种理论工具。其中,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因其系统性而被广泛应用,它强调技术、组织与环境三要素的交互及其“组态效应”对数字赋能治理实践的影响。然而,此类框架的结构功能主义倾向,使其难以捕捉基层场域中动态、策略性的互动细节。

  为弥补此不足,部分学者引入了更具过程性与关系敏感性的理论视角。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将数字治理视为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其中行动者依据其所占有的资本与内化的“惯习”展开策略性实践。这一视角成功地将分析焦点从静态的技术或制度要素,转向技术规则与地方性“实践感”之间的碰撞与磨合,从而为理解技术落地过程中的“排异反应”提供了更具深度的洞察。

  在实践层面,以上海“一网通办”、北京“接诉即办”、深圳坪山“民生诉求改革”为代表的创新实践,展现了数字技术赋能具体治理场景、治理主体走向多元化以及治理流程趋向扁平化的先进趋势。但是,在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除了基础设施薄弱、财政资源有限、专业人才匮乏等公认的“硬约束”外,还面临着一系列常被忽视的“软约束”,后者对于理解其治理困境同样至关重要。

  首先,“增负减能”成为普遍困境。既有研究揭示,在现行的“行政发包制”背景下,大量数字化应用场景不仅未能服务于真实的基层治理需求,还挤占了基层工作者本应用于服务群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形成“技术赋能”反而导致“行政增负”与“治理减能”的悖论。与此相呼应,有研究通过对地方实践的考察发现,数字技术在压力型体制下经历了多重的社会建构过程:组织基于其功能目标对技术进行“功能性建构”,基层官员作为个体基于过程体验进行“过程性建构”,而政策执行者则基于结果导向进行“结果性建构”。这种多重建构共同作用,使得技术应用的初衷被扭曲,最终偏离了提升治理效能的原始目标。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基层真实的治理需求严重脱节,导致了技术投资的低效甚至无效,使得先进的数字系统在基层实践中被“悬置”。

  其次,技术非适配性问题突出。由于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体制以及统一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的缺失,基层政府各部门往往各自为政,构建起彼此隔离的“数据孤岛”。这种部门协同障碍是“制度-技术”适配不足最为集中的体现。再者,现有行政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性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节奏差异,这导致了“制度短板”的形成。关于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明确指出,许多技术方案仅是简单地将城市环境中相对成熟的模式移植到乡村,而忽略了乡村社会在人口结构、事务性质、文化习惯等方面的特殊性,最终导致技术与需求的严重错位,出现“水土不服”。

  再者,主体数字能力构成治理效能的瓶颈。在政府主体层面,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不均衡与区域差异性。虽然基层干部整体的数字素养水平在基础操作层面有所提升,但在“数字安全能力”与“高阶分析能力”方面,仍是普遍的“木桶短板”。更为严峻的是,基层政府普遍面临专业数字技术人才匮乏的窘境,这使得他们难以对复杂的数字系统进行日常维护、故障排除与迭代升级,从而陷入“建得起、养不好”的尴尬局面。在公众参与层面,居民的数字素养鸿沟带来了包容性挑战。由于数字治理的技术复杂性与一定的使用门槛,广大不熟悉技术的被边缘化,其真实诉求被系统性地忽视。这种因技术门槛造成的新型社会排斥,被称为“数字鸿沟”,它使得数字治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可能损害公平的基石。

  通过对上述多维研究视角的系统性梳理与批判性审视,可以清晰地辨识出,既有研究在解释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困境时,虽然构建了相对丰富的解释图谱,但仍存在以下三重相互关联、亟待弥补的理论缺口。

  第一,分析视角存在显著的“正式规则偏好”。既有研究高度集中于技术、组织、制度等正式的结构性要素,其分析框架大多建立在“技术决定论”或“制度中心主义”的范式之上。这种研究偏好虽然精准地刻画了许多客观的、可见的约束条件,却在无形中遮蔽了“人情”作为中国基层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深具韧性的非正式规则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导致其难以充分解释为何在相似的技术与制度条件下,数字治理的实践效能会因地域文化与社会结构差异而呈现显著分化。

  第二,归因逻辑过度依赖“经济-技术决定论”,对非正式规则的影响解释力不足。大量文献近乎条件反射般地将部分地区的数字治理滞后,归因于“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投入不足”与“技术基础设施落后”。这种单向度的、简化的归因逻辑,虽然指出了重要的物质约束条件,却无法解释为何部分资源条件相似的地区,其数字治理的成效却大相径庭;也无法解释为何在一些资源得到补充后,治理效能的提升依然步履维艰。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系统地忽视了人情、地方性知识等非正式规则的深层塑造作用。基层行动者(包括干部与群众)基于长期生活与实践所内化的行为逻辑,才是理解技术如何被接纳、规避、利用或的关键。

  第三,理论对话不足,缺乏本土社会洞察与西方理论工具的创造性整合。当前,数字治理研究在理论资源的运用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断裂:一方面,对源自西方的技术治理理论、制度分析理论引入较多,但有时存在生搬硬套之嫌,未能充分考虑这些理论所根植的西方社会情境与中国基层社会本质性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虽然学界普遍承认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差序格局”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密码,但将其系统地、机制化地纳入数字治理分析框架的尝试较少。数字治理研究亟需将西方理论工具与中国本土洞察社会关系的核心概念进行有机融合,以构建一个既具有普遍解释力又深植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

  研究试图超越“技术-制度”的二元论,将“人情”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提出“人情阻滞”这一核心概念,旨在融合“场域-惯习”与“差序格局”理论,构建一个分析框架,系统剖析在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场域的过程中,源于人情社会的非正式规则如何通过行动者的策略性实践产生阻滞效应,并最终导致治理效能衰减与治理目标异化。这不仅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缺口,也为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技术与社会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系统解析数字治理在基层实践中遭遇的“人情阻滞”机制,研究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并据此采用相匹配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实现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的相互印证。

  为超越“技术-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局限,研究摒弃静态的要素分析,转而采用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理论路径。研究致力于实现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与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创造性融合,构建一个植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双场域冲突-惯习韧性-策略性实践”整合性分析框架,以深刻解读“人情阻滞”现象的生成根源。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为理解社会行动提供了有力的元理论工具。其将社会世界视为由多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构成的空间,每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运作逻辑、资本类型和利益形式。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取决于其掌握的资本,而其策略性“实践”则受到内在化、具身化的“惯习”(一套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持久且可迁移的性情倾向系统)的深刻引导。实践是“惯习”“资本”与“场域”情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此视角的优势在于能敏锐捕捉非正式规则、日常实践与行动策略。

  然而,布迪厄的理论需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相结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精准捕捉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即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纹一般,依据血缘、地缘等亲疏远近形成的差异式格局。在此格局下,社会行为的核心逻辑是“特殊主义”的“关系理性”,行为准则基于关系亲疏,追求情境化的“实质正义”而非绝对化的“程序正义”。

  二者的创造性融合点在于:“差序格局”构成了中国基层“人情社会场域”的基本结构原型,而“人情”则是行动者在这一场域中经过长期实践内化而成的核心“惯习”。这种“人情惯习”远超出私人情感范畴,本质上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隐性契约”,融合了情感、互惠义务与道德期待,它深刻支配着基层官员与民众在公共事务中的认知、评判与行为策略。

  数字治理场域与人情社会场域的相遇,并非平等碰撞,而是高度结构化的传统场域对新生场域的“惯性排斥”。其深层机理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剖析。

  第一,场域的结构化程度与惯习的韧性差异。中国的“人情社会场域”经过数千年积淀,已是高度结构化、制度化的社会空间。其规则(差序格局、人情往来)和资本(关系资本、面子)已被行动者深度内化,形成极其稳固、具身化的“惯习”,具有强大的历史韧性与实践适应性。反观“数字治理场域”,在中国基层仍相对新生、尚未完全结构化。其倡导的普适主义、匿名性、程序至上等技术理性,对基层行动者而言是一种外来的、尚未充分内化的“新惯习”。当冲突时,行动者会本能地调用更具韧性、更熟悉且与其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旧惯习”(人情)来应对和驯化“新惯习”(技术规则)。因此,具有强大再生产能力的“人情惯习”,对尚处建构初期的“数字治理惯习”构成了结构性阻滞。

  第二,资本转换的路径依赖与权力再生产。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场域是争夺资本的空间。在传统基层场域中,“关系资本”是核心的、高回报的社会资本形式。官员通过经营人情网络巩固权力、落实政策;民众通过嵌入人情网络获取资源、寻求庇护。这形成了成熟的“资本转换”路径。数字治理的引入,试图用基于规则和算法的“技术资本”替代“关系资本”的功能,直接触动了原有资本体系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为维护既有资本优势与权力结构,他们会策略性地阻滞、规避或驯化数字技术,使其服务于而非瓦解既有的人情资本运作逻辑。已有关于人情与行政负担的研究也侧面印证,关系亲疏直接影响资源获取难度,而数字治理试图切断此联系,必然遭遇强大阻力。

  第三,信任基础的生成逻辑冲突。人情社会的信任是基于熟悉度、长期互惠和道德声誉的“人格化信任”,其信息传递依赖于富含情境的面对面交流与熟人背书,协调成本低且结果可预期。数字治理建立的则是基于系统规则、数据算法和程序正义的“非人格化信任”。对习惯前者的行动者而言,缺乏情境信息的系统界面、标准化的流程和匿名的交互,使其赖以判断可信度的依据消失,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文化疏离感。因此,基于“实践理性”的生存智慧,“消极性”与“选择性规避”成为其理性选择。

  综上所述,“人情阻滞”的深层机理在于:一个高度结构化、拥有强大惯习韧性和成熟资本运作模式的“人情社会场域”,对于一个新生的、试图改变其游戏规则和资本结构的“数字治理场域”,发起了结构性、防御性的反应。技术的工具性、形式化特征,使其更容易被强大的社会文化结构所吸纳、驯化和工具化利用,而非在短期内瓦解深植于社会本体论层面的关系性结构。基于上述机理分析,研究构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旨在动态揭示“人情阻滞”效应从宏观到微观的完整因果链条(参见图1)。

  上述理论框架关注隐性规则、非正式策略与情境互动,适于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进行验证。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设计,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捕捉数字治理实践中人情运作的细微机制。

  F市Y区地处中部传统农区,正经历快速城镇化转型,其数字治理建设已初步覆盖“区-乡-村”三级政务体系。选取Y区主要基于其典型性与理论启发性:该区人情社会传统保存相对完整,差序格局在日常治理中仍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政府积极推进数字平台建设,为观察技术嵌入过程中的制度冲突提供了适切场域。Y区因其在深厚人情传统与数字化转型压力之间所呈现的典型张力,成为研究“数字赋能”与“人情阻滞”之间互动的理想场域。

  为增强案例的深度与代表性,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6名受访者,在抽样过程中,通过Y区党校、乡镇政府协助联系受访者,优先选择有数字治理实践经历(如操作过政务App、处理过数字平台反馈问题)的对象,确保访谈内容紧扣研究主题。

  数据收集采用多源方法实现“三角验证”:核心数据来自半结构化访谈,每轮访谈时长40~90分钟,全程录音并转录为文本;辅以参与式观察,在调研点驻点1个月,记录基层办公场景、公共服务现场等;同时收集文本与二手资料,包括近五年政府工作报告等,补充官方视角与基层实践的差异。

  在数据分析阶段,采用三级编码分析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处理,具体操作借助Nvivo12软件完成,以增强从经验材料中发现新议题的敏感性,进而使结论既具备理论深度,又扎根于实证材料。

  将研究对象分为区直部门干部(编码标识为QZ)、乡镇(街道)干部(XZ)、村(社区)干部(CS)、农村中老年村民(NC)、城郊中青年居民(CJ)五大类别,各类别后以数字后缀区分同类型受访者(如QZ-01、XZ-02等)。

  通过上述研究设计,能够系统捕捉Y区基层治理场域中人情社会与数字治理的互动细节,也为后文的案例分析与机制提炼奠定方法基础。

  在F市Y区,数字治理的推进并非简单的技术替代过程,而是呈现出深刻的“场域叠加”特征。国家推动的“数字治理场域”所带来的技术理性逻辑,与本地深厚的“人情社会场域”所奉行的关系理性逻辑在此交汇碰撞。Y区的案例清晰呈现了这种结构性冲突的典型样貌。

  从实践来看,数字治理在Y区的推进,虽然在物理层面完成了基础设施的“硬件入场”,但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并未能有效取代深嵌于地方社会中的治理惯习,反而呈现出“悬浮”状态。究其根源,在于两个场域在价值内核、规则体系与行动逻辑上存在深刻的不可通约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深层密码是“差序格局”,其衍生出的是一套基于血缘、地缘亲疏的“关系伦理”和特殊主义行为准则。在Y区,这一文化内核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例如,一位德高望重的村老(NC-02)说道:“在咱们这,办事哪能光看电脑?帮衬自己人、照顾邻里情面,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理儿。按系统来,伤了和气,以后邻里怎么相处?”类似的是,村党支部书记(CS-01)也表示:“完全按电脑系统来,不讲一点人情,工作根本没法做。”

  这两位访谈者的表述,揭示了数字技术与人情之间存在显著的价值悖论。在传统人情社会下,“人情”的差异性与数字治理的普适性存在着深刻矛盾。人情的运作逻辑,核心是亲疏有别与灵活变通,根植于非正式的、隐蔽的隐性契约和长期的人情往来中。相反,数字治理通常被视为一股中立、客观的力量,它凭借标准化的程序与算法,旨在打破信息不对称,进而实现流程的扁平化与服务的普惠化。简而言之,从价值层面来看,前者追求的是基于社会关系的“实质正义”,而后者追求的是基于规则的“程序正义”。二者在价值预设上的根本分歧,正是“人情阻滞”现象滋生的根源。

  基层治理场域并非制度空白,而是早已被强大的“人情惯习”所占据和塑造。当数字治理所代表的新制度逻辑试图“嵌入”这一场域时,必然会遭遇既有旧惯习的“排异”。这一点在访谈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一位在乡镇工作二十余年的老干部(XZ-08)感慨:“没有人情关系,在基层寸步难行。大家认的是你这个人,认的是你背后的关系,不是你手机里那个App。融入不了,也干不成事。”

  由此可见,场域中的行动者(干部与群众)通过长期实践,已经将依赖人情网络解决问题、获取资源、规避风险的模式内化为一种“实践感”。数字治理所要求的匿名性、规则遵循与流程透明,不仅挑战了其固有的行为模式,更可能瓦解其赖以生存的关系资本,威胁其在场域中的既有位置。上述正式规则与非正式惯习之间的张力,是“人情阻滞”产生的制度环境。

  进一步从行动者的微观动机来看,对于基层行动者而言,人情网络不仅是文化传统,更是一种经过反复验证的、高确定性、低成本的生存策略。这是因为依赖熟人关系办事,信息传递直接、协调成本低廉、结果可预期性强。反之,数字系统则意味着陌生的操作界面、不可控的流程风险以及潜在的责任模糊地带。

  一位年轻的街道办副主任(XZ-05)的说法颇具代表性:“用系统被流程卡住了,群众骂的是我;稍微变通下(利用人情),解决了问题,大家都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用人情‘抹’过去的,何必给自己找麻烦?”

  在强人情社会结构与路径依赖的约束下,行动者基于风险最小化原则,会本能地倾向于运用熟悉的“人情”逻辑来替代陌生的“技术”逻辑。这种源于场域处境的“实践理性”对“技术理性”的优先性,深刻地形塑了“人情阻滞”的微观动因,并直接体现为其运作的核心机制。

  综合以上分析,“人情阻滞”是差序格局下的社会文化结构、人情主导的场域与行动者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其本质是技术治理逻辑(新惯习)在嵌入人情社会场域(旧惯习主导的场域)时遭遇的结构性排斥和适应性扭曲。理解了这一深层根源,便能更清晰地解析数字治理的普适性逻辑与乡土人情规则在Y区基层场域中发生的具体碰撞。

  在双重制度逻辑挤压下,Y区基层行动者依托“人情惯习”,通过三种策略性实践阻滞、扭曲数字治理进程。

  第一,消极性:惯习冲突下的本能防御。这类“人情阻滞”源于数字技术对传统互动模式的破坏及与地方需求的错配。村民(尤其老年人)因界面复杂、“去人情化”交互产生文化疏离感;基层干部受“数字增负”和“人情流失”双重挤压,繁琐操作挤占工作时间,标准化流程束缚灵活变通。这种“不会用、不好用、不愿用”的集体情绪,实质是人情社会惯习对强制性技术变迁的本能排斥。

  第二,选择性规避:双轨制下的理性绕行。当数字系统的不确定性超出“人情惯习”认知范畴,行动者会绕开正式系统回归人情治理轨道,这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实践自主性”体现。在“差序格局”中,人情网络是可靠的社会资本,而数字系统存在风险,规避行为本质是行动者为保障结果确定性和交易安全性的理性选择,反映技术规则与地方性知识的断裂。

  第三,策略性利用:数字技术的工具化驯化。掌握系统操作权的基层干部,借信息优势、规则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将数字技术异化为服务人情或避责的工具。一方面作为人情资本转换媒介,为“有关系”者提供便利,加剧资源分配不公;另一方面作为压力型体制下的避责道具,形成“前台留痕、后台人情”的二元模式,既应对上级考核又维持人情网络,对数字治理公平性构成深层侵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人情阻滞”机制并非彼此孤立,在实践中常相互交织转化。对数字系统的普遍“消极性”强化了行动者“选择性规避”的动机;而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地带,又为基层干部进行“策略性利用”创造了操作空间。持续的“策略性利用”和“选择性规避”成功,反过来又会加深对系统的疏离感和“消极性”。这三种微观策略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维系并强化“人情阻滞”效应的动态闭环。

  在数字治理推行初期,“人情阻滞”多表现为普遍的“消极性”,其根源在于技术陌生感与既有惯习之间的断裂。然而,伴随数字平台的强制普及与年轻干部比例的上升,部分行动者的数字素养在制度压力下被动提升,或在新一代干部中主动形成。当行动者意识到完全排斥系统已不具备制度合法性时,其行为逻辑遂由“显性拒斥”转向“系统驯化”。

  转化条件在于基层干部,尤其是年轻群体,他们在提升系统操作熟练度的同时,仍深度嵌入地方性的人情网络之中。其动态表现体现为一种工具性适应,如一位政务服务大厅窗口人员(QZ-04)表示,操作中存在依据人情关系优先处理特定申请的情况(“优先审核‘打过招呼’的申请”)。不仅如此,他们会根据申请者是否有“关系”提供差异化的填报指导。

  这表明,随着行动者跨越初期的“技术焦虑”,其固有的“人情惯习”驱动其将数字系统从外生性“障碍”重构为可操控的“工具”,从而完成从“消极性”向更具主动性与隐蔽性的“策略性利用”的转化。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转化并未消解人情逻辑对技术过程的侵蚀,反而使其在技术外壳下实现运作机制的精致化与常态化。

  对普通民众而言,“选择性规避”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初始策略。然而,当工商登记、政府补贴等关键事项的线上办理被赋予唯一官方通道地位时,完全规避系统的可能性被制度性压缩。

  转化条件在于数字系统被赋予强制性与垄断性权威,但其流程设计中仍存在依赖人工判断的“制度缝隙”。在动态表现上,青年企业主的经历(CJ-02)具有典型性:其在线上申请过程中遭遇材料反复被退回、审批周期冗长等问题,最终通过人情关系实现加急审批,而线上流程仅作为事后补办手续的途径。

  在此过程中,民众的策略由“体制外回避”转向“体制内运作”,实现“选择性规避”与“策略性利用”的融合。基层干部则利用其信息优势与规则解释权,将本应透明的数字流程异化为践行人情逻辑的新场域,技术系统反而为人情运作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对于数字素养难以提升的群体(如部分老年干部与村民),“消极性”构成其持久的行为模式。而这种群体性的文化,反过来为“选择性规避”提供了社会合法性与道德基础。

  转化条件植根于群体性的技术疏离感与对传统人情路径的深度依赖。其动态表现体现为一种文化规范的再生产过程。当受访老年村民(NC-01)明确表示:“宁可托熟人也不信App,系统出错还得靠关系。”这不仅是个体行为选择,更是在强化一种地方性共识:“数字系统复杂且不可靠,人情网络才是可靠渠道”。这种共识对试图完全依赖数字系统的个体形成潜在的群体压力,从而推动更多人延续或采纳“选择性规避”策略,即便其个人已具备一定的技术使用能力。这种基于共同惯习的相互强化机制,使得“人情阻滞”在基层社会结构中根基更为牢固。

  研究发现,“人情阻滞”的整体强度并非恒定的,而是随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呈现周期性波动。在政策加压期,当上级政府对平台使用率、线上办结率等指标实施高强度考核时,基层会策略性地增加“策略性利用”行为(如事后数据补录、选择性填报),系统使用率在形式上显著提升,但实质性事务仍依赖人情网络处理。此阶段阻滞机制更为隐蔽,从“硬”转为“软应付”。在关键事件暴露期,当人情操作引发显著不公或冲突事件时,会引发舆论关注与上级问责,促使短期内的专项治理,从而压制显性的“策略性利用”与“选择性规避”。然而,若干预仅停留在表面惩戒而未触及非正式规则的结构性基础,其效果往往短暂,原有机制在压力减弱后迅速反弹(参见图2)。

  Y区的“人情阻滞”机制是一个动态演化的实践系统。三种微观机制之间存在着基于主体能力、系统设计与制度环境的转化路径。整体演变呈现出从“显性拒斥”向“隐性共生”再向“技术性驯化”递进的趋势,其深层韧性正源于这种持续的适应与转化能力。这也表明,数字治理的嵌入并非线性的技术替代过程,而是一场围绕规则制定权与资源分配权展开的、充满策略性互动的长期博弈。

  人情阻滞”效应通过上述机制,不仅未能实现数字赋能的初衷,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治理悖论,系统性地体现在效能、公平与合法性三个维度。

  数字平台因大量事务被人情网络分流而使用率低下,巨额技术投资陷入“悬浮”状态。Y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QZ-02)的观察印证了这一点,尽管购置了自助终端、推行了“一窗受理”,但关键审批权限未下放,导致“前台收材料,后台搞审批”的实质未变,跨部门协调靠人情协调,比系统流转快。在此背景下,跨部门协调往往依赖人情关系进行,其效率反而远高于系统流转。

  这种“技术升级”与“机制未变”之间的结构性悖论,使得数字治理难以突破人情社会的制度性约束。进一步地,在更贴近村民日常的治理场景中,数字工具的适用性亦受到挑战。一位村主任(CS-03)指出,即使在会议通知、事务表决等村级公共事务中,基于熟人社交网络的微信群和现场举手表决等方式,仍然比正式的数字系统更高效,也更受村民信任。村民对线上投票等方式的潜在不信任,反映出数字治理尚未有效嵌入地方社会以人情为基础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技术应用的表层化,正如有学者所言,数字治理若无法回应人情社会的信任需求,最终只能成为摆设。这种技术应用表层化与治理机制深层固化的矛盾,导致了基层干部的倦怠感。

  更深一层看,技术悬浮与机制固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重了基层干部的心理与工作负担。一位乡镇干部(XZ-07)具体描述了其所面临的“双重负担”:白天需深入村庄,依靠“人情、面子”解决实际矛盾纠纷;回到办公室则需耗费大量时间将线下工作整理、录入多个数字系统以应付上面的检查。

  由此可见,治理目标的双重性进一步撕裂合法性基础。Y区委副书记(QZ-01)则指出了目标撕裂的后果:基层既要高喊“数字赋能”迎合上级,又不得不依赖“人情”解决实际问题,这种矛盾导致干部无所适从,也让群众觉得政府没有原则。

  最终,这种目标冲突反映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困境,当技术逻辑与治理惯性无法调和时,数字治理的权威与效能将不断流失,这也是人情逻辑在基层场域中持续抑制技术理性发挥作用的直接体现。

  “人情阻滞”效应对社会公平的侵蚀体现在其深刻悖论中。数字治理本被寄予通过技术理性打破特权、实现程序正义的厚望,其理想形态正如学者指出的“网上办事不求人”愿景,即通过数字系统的匿名性与标准化削弱传统人情关系对公共资源分配的影响。然而,Y区的实践却呈现出一个值得警惕的转向:数字治理的技术形式非但未能有效消解深植于基层社会的“关系鸿沟”,反而在特定情境下使其以新的形态被凸显和固化,导致关系型数字鸿沟。其核心机制在于,在数字治理的框架下,个体对公共资源的有效获取权,并不取决于其是否成功跨越了“接入鸿沟”或“技能鸿沟”,而最终仍被其线下“关系资本”的厚度所决定。

  返乡创业青年(CJ-05)的经历清晰地揭示了这一机制。该青年能熟练操作政务平台,虽然他在一次申请某项创业扶持资金时严格遵守线上流程,但长期未获审批。而审批流程加快的转折点在于通过工作人员(QZ-04)的私下“打招呼”,其申请得以进入快速通道并获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村另一位缺乏此类关系的青年,相似的申请则在系统中被反复驳回,最终放弃。

  在上述情境中,两位申请者实质上均已跨越传统的数字鸿沟,但真正的壁垒出现在线下人情网络的干预能力。数字系统在此并未扮演预设的“匿名仲裁者”角色,其审批流程与规则解释空间反而被人情逻辑所“俘获”。数字技术未能削弱关系、特权,却在程序正义的表象下,为基于关系资本的社会不公提供了新的运作界面和合法性外衣,从而在技术上固化了不平等。

  由此可见,“关系型数字鸿沟”概念的提出,旨在刻画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不平等形态。它并非指技术本身创造了新的不平等,而是揭示了一个复杂现实:当技术逻辑嵌入“强人情”社会场域时,其赋能效果可能发生异化。在Y区的实践中,数字治理短期内非但未能实现“不求人”的社会关系重塑,反而通过将人情运作“系统化”,使“关系”这一传统的社会分层维度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韧性与隐蔽性。这是“人情阻滞”效应在社会公平维度上最值得警惕的深层后果。

  长远来看,“人情阻滞”最致命的后果是对政府公信力的系统性侵蚀。政府投入巨资推行数字治理,向公众许下了一个关于效率、透明和公平的美好承诺。然而,当群众反复观察到数字治理的承诺被人情关系所突破时,其对制度的信任感显著降低。

  一位城郊青年居民(CJ-04)的表述颇具代表性:最初对“智慧政务”抱有“不求人”的期待,但目睹邻居通过人情关系3天解决线上申请月余未果的营业执照后,深感“说得再好听,办事的还是老一套”。

  这种落差严重削弱了数字治理乃至政府改革的公信力。这种不信任感一旦形成,便会极大地削弱未来治理改革的合法性基础。“人情阻滞”导致数字治理的普惠性、透明性目标在实践中部分落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对原有非正式权力结构的技术性加固,会透支政府多年积累的公信力,直观反映了人情逻辑主导下的治理实践对技术治理逻辑所承诺的公平、透明等核心价值的侵蚀。

  数字治理的本体性价值在于通过技术赋能提升治理的精准性、效率与公平性,实现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优化。然而,在Y区的场域中,数字治理的初始目标发生了深刻异化:其核心行动逻辑从积极进取的“办好事”向消极防御的“不出事”蜕变。这一嬗变并非简单的政策执行偏差,而是数字治理的技术理性在人情社会的结构性约束下被逐步驯化与边缘化的结果。

  Y区数字政务主管部门科员(QZ-03)的职业发展过程颇具代表性。初入职时,他曾积极推行“全线上审批”改革,但在资深同事的“传帮带”中逐渐认识到,此举可能冲击基层既有的权力格局与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最终,他内化了“系统是系统,办事是办事”的实践性知识,形成了一套双轨并行的行为策略。这种认知调适过程折射出数字治理创新内核在实践中的持续耗散。

  在一个人情纽带紧密、面子机制盛行的社会场域中,任何一项旨在提升效率但可能触动人情的数字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式的人际冲突,进而对干部个人的社会声誉、关系资本乃至职业发展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因此,基于风险计算的“规避逻辑”逐渐取代了基于绩效的“作为逻辑”。一位乡镇副镇长(XZ-02)的想法极具代表性:“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我这个片区稳定,不出事。即使数字方案更科学,如果会得罪村里的‘能人’(拥有重要人情关系者)或者引发群体性不满,也绝对不用。”

  这种风险规避的集体倾向,标志着数字治理的效能目标在人情场域的持续性压力下被迫退守。治理重心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帕累托改进”,异化为以维系既有权力格局和社会稳定为底线的“防御性运作”。数字治理由此从一场旨在优化治理体系的积极改革,蜕变为在技术理性与关系理性之间寻求平衡的生存策略。

  这一深刻的目标异化表明,当技术方案无法与地方性知识及非正式制度实现创造性融合时,其赋能愿景将在复杂的社会实在面前被持续消解。Y区的个案昭示,数字治理在深植人情传统的基层社会中的嵌入,不仅面临技术适配的挑战,更遭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深层张力,这也是技术治理转型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警示。

  综上所述,在人情阻滞效应的持续作用下,数字治理的核心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偏移,从追求效率、公平与精准服务的“办好事”,异化为以规避风险、维持表面稳定为核心的“不出事”(参见图3)。

  研究通过整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对人情规则的社会学阐释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形成“宏观场域-中观结构冲突-微观实践-结果”的分析框架。基于F市Y区的深度考察,剖析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过程中所遭遇的深层结构性张力。研究揭示,数字治理的实践远非技术替代过程,而是在人情社会场域中,新技术逻辑与旧有社会惯习的复杂博弈。基层行动者基于其在人情场域中内化的“惯习”,发展出“选择性规避”“策略性利用”与“消极性”等一系列策略性实践,系统性地阻碍了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落地。研究发现,“人情阻滞”不仅导致治理效能悬浮与基层倦怠,更扭曲社会公平,进而侵蚀政府公信力,并最终引致数字治理目标从“办好事”向“不出事”的根本性异化。

  研究在分析中发现,“人情阻滞”并非一个均质、静态的作用机制,其强度、表现形式与作用路径,深刻受到具体治理场景特性的影响。场景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事务的标准化程度、规则的明晰性、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决策所需的情境化判断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共同塑造了“人情阻滞”机制的具体样貌。

  与之相对,在矛盾调解与公共服务类场景中,治理事务本身具有高度的非标准化、情境依赖与情感互动特征。数字治理所倡导的标准化逻辑,与此类场景所依赖的情境化处理产生了根本性冲突。因此,“人情阻滞”在此更多地表现为“消极性”与“选择性规避”。基层干部与民众普遍坚信“屏幕上解决不了邻里纠纷”,面对面的情理化沟通被视为唯一有效的路径。数字平台在此因无法承载丰富的非语言信息与情感互动而陷入“悬浮”,甚至可能因破坏原有的信任生成机制而加剧治理困境。

  而在社区议事与投票治理类场景中,数字技术虽在理论上提升了决策的透明度与参与便捷性,但居民由于不信任,往往不愿在数字平台上进行表达意愿或参与决策。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微信群讨论、现场举手表决等富含社会情境信号的互动方式。这里的“人情阻滞”既体现为对数字参与形式的“消极性”。

  由此可见,“人情阻滞”机制具有显著的场景敏感性与动态调适性。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治理事务的性质、制度约束的强度以及社会关系嵌入的深度而灵活演变。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开展系统的多场景比较分析,以更精细地揭示非正式规则与数字治理互动的条件性与复杂性,从而避免“一刀切”的政策设计。

  Y区的研究发现引向一个更深层的理论反思:数字治理中技术的“规范化”诉求与基层治理固有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应如何理解?二者的边界何在?

  首先,必须厘清“技术执行不到位”与“技术目标异化”的本质区别。“技术执行不到位”主要指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用户技能不足、系统设计缺陷等“硬约束”导致技术未能按预设方案运转。这类问题通常是可观测、可测量的,并能通过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技术设计、开展技能培训等手段予以改善。

  而“技术目标异化”则指向一个更深刻的制度与文化冲突层面。它发生在技术系统本身运行“正常”的前提下,但其应用的社会后果却背离了赋能治理的初衷,甚至强化了原有困境。Y区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这一异化过程:当数字系统被人情所“俘获”,成为资源分配中事实上的“过滤器”时,技术非但未能推进程序正义,反而在“依法依规”的表象下,为实质不公提供了合法性外衣。技术从预设的“赋能者”异化为固化特权的“共谋者”,这便是目标的根本性异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基层政务场景中放弃数字治理或完全倒退回传统人情治理。基于Y区的考察可以看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寻求技术与人情的创造性平衡与共生。所以数字化的推进应因场域制宜:在规则明确、流程标准的场域,应大力推进技术的深度应用,以提升效率与透明度。而在高度依赖情境判断、关系协调与地方性知识的场域,则应保持数字技术的辅助性、工具性地位,充分尊重基层干部的治理智慧,避免以纯粹的技术思维取代灵活的基层情境化裁量。

  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融合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概念,构建了“双场域冲突”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数字治理困境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正式规则视角;二是提出“人情阻滞”概念,并深入揭示了三种微观作用机制与动态演变,清晰呈现了“人情阻滞”机制的复杂性;三是提出“关系型数字鸿沟”概念,将数字治理有关不平等的研究推进至“资源分配公正性”,对理解数字时代的社会排斥与不平等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层面,Y区的经验带来的经验教训:数字治理的成功不只依赖技术与制度,更取决于其与社会深层文化的融合程度。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人情社会的现实与其韧性,超越“技术决定论”的路径依赖。在数字化转型中,应通过精细的制度设计,寻求人情社会的信任机制与数字治理的效能优势之间的创造性结合。

  研究的局限在于案例的单一性,主要揭示了“强人情社会”场域中的阻滞机制。因此,结论的适用性存在边界条件:在人情网络因高流动性、高度匿名性而弱化的城市社区或发达地区,其作用形式和强度可能减弱;而在宗族势力保留更完整的地区,其机制可能更为复杂。未来研究可在两方面深入:一是开展多区域比较研究,精确刻画城镇化水平、人口流动强度、传统宗族势力等情境变量对“人情阻滞”效应强度与形式的影响,构建更具普适性的解释模型;二是聚焦代际差异与过程追踪,深入考察年轻一代基层干部在“数字素养”与“人情惯习”之间的内在张力、调适策略及其对治理转型的潜在推动作用,从而动态地揭示数字治理深度转型的微观动力与可能路径。

  总之,数字治理在基层社会的嵌入是一场关乎社会与技术的双重革命。其最终成功,不仅取决于代码与算法,更取决于基层干部的治理智慧。唯有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点,数字治理的理想才能真正照进现实,进而成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