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财经-证券之星-读懂财经新闻
栏目:k8凯发官网资讯 发布时间:2025-10-15
 据公募排排网统计,按认购起始日计算,本周(10月13日至10月19日)全市场共有52只新基金启动认购,较前一周的24只大幅增长116.67%。与此同时,新基金平均认购周期为12.73天,虽环比基本持平,但整体已较前期明显缩短。  公募基金又“好卖”了。近期,新基金发行市场不仅在数量与速度上呈现“量增时减”的特征,更出现了产品“超募”配售、大小公司齐头并进的久违现象。  本周启动认购的52只基金

  据公募排排网统计,按认购起始日计算,本周(10月13日至10月19日)全市场共有52只新基金启动认购,较前一周的24只大幅增长116.67%。与此同时,新基金平均认购周期为12.73天,虽环比基本持平,但整体已较前期明显缩短。

  公募基金又“好卖”了。近期,新基金发行市场不仅在数量与速度上呈现“量增时减”的特征,更出现了产品“超募”配售、大小公司齐头并进的久违现象。

  本周启动认购的52只基金中,权益类产品共42只,占比80.77%,包括32只股票型基金和10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从策略类型来看,呈现“被动为主、主动为辅”的格局:被动指数型股票基金发行23只,占比44.23%,居各策略之首。

  对此,融智投资FOF基金经理李春瑜认为,这一格局与投资者对低成本、高透明度工具的需求上升密切相关。在A股走强背景下,投资者更倾向于通过指数产品获取行业β收益,同时规避主动管理可能带来的风格漂移风险。

  同时,作为权益类产品的重要补充,本周有11只混合型基金启动发行,占比21.15%。其中,偏股混合型基金10只,占比19.23%,另一只产品为灵活配置型基金。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资金更偏向权益类资产,股债“跷跷板”效应显著。数据显示,本周仅有3只债券型基金启动认购,占比仅3.85%。涵盖混合二级债基2只和中长期纯债基金1只。

  李春瑜表示,近期公募基金发行市场回暖、募集周期缩短,主要得益于市场表现、公募业绩与投资者情绪的多重共振。具体来看,A股市场持续走强,上证指数突破3900点,创近十年新高,结构性机会频现,有效提振了权益资产配置热情。另一方面,公募基金赚钱效应显著,三季度主动权益类产品平均收益率达25.93%,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的参与信心。此外,政策支持与基金公司“控量提质”的发行策略,也共同推动了认购意愿的提升。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9月以来至10月14日,已有近60只基金宣布提前结束募集,涵盖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债券型及FOF等多种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募资困难的部分小型基金公司也在此轮行情中出现产品提前结募的现象。例如,兴华基金旗下兴华景明混合基金原定募集期为9月8日至12月5日,9月19日晚间,兴华基金发布公告宣告提前结募,自9月20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而在今年年初,兴华基金旗下一只中长期纯债型基金在历经3个月的顶格募集期后,最终宣告发行失败。

  此外,9月以来已有鹏华制造升级混合、富国医药精选混合、易方达港股通科技混合等11只基金因“超募”而启动“末日比例确认”,进一步反映新基金发行市场的热度。

  具体来看,鹏华制造升级混合基金10月9日开始募集,原计划募集至10月30日,因募集规模在10月10日已突破20亿元上限,该公司提前宣告结募并对末日认购申请按57.06%的比例予以确认。同样,富国医药精选混合也因募资超10亿元,提前近三周结束募集,最终末日认购确认比例仅为37.69%。

  不仅大型公司产品受追捧,部分小型公司产品也获资金青睐。如博道基金旗下博道惠泓价值成长混合基金因募集规模超10亿元上限,提前一周结束募集,并对最后一日认购申请按70.78%的比例予以确认。

  对于近期基金发行市场的显著升温,上海一位公募人士向记者表示,随着A股市场企稳回升,投资者信心得到修复,权益类资产吸引力增强。尤其是小型基金公司产品出现“提前结募”甚至“按比例配售”,显示市场资金正在积极地布局后市,投资意愿普遍提升。但他也提醒,投资者应理性看待“超募”现象,重点关注基金长期业绩和基金经理投资策略。

  对于后市,国泰基金认为,短期因情绪导致的波动或许难以避免,若市场出现较大幅度调整,或意味着更具性价比的配置点位。长城基金也表示,从长远来看,在无风险利率下行、宽流动性、盈利预期好转、资产重估的背景下,A股后续表现仍旧值得期待。

  在博时基金看来,进入10月,联储延续降息步伐、关税风险可控,同时内部也将迎来四中重要会议,市场风险偏好有望维持高位。不过当前A股已经积累较大涨幅,后续需重点关注增量资金尤其是高风险偏好资金的的变化情况,预计市场下一阶段将以时间换空间,放缓斜率进一步震荡整固。

  10月1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发布批复,核准崔炳文上海国际信托董事、董事长的任职资格。

  公开资料显示,崔炳文是一位“银行系”老将,现任浦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总法律顾问。他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津西支行副行长、东丽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在浦发银行的任职资历更为深厚,职业路径包括:天津分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天津分行党组成员、行长助理,天津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兼总行集团客户部总经理、总行金融市场部(北京)总经理。

  上海国际信托成立于1981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信托公司之一,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亿元。该公司主要从事资产管理、家族及财富管理业务,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业的理财方案与服务,业务领域主要涵盖股权债权融资、证券投资、另类投资、工商受托、公益信托、投行服务、家族传承等范围。

  从股权结构来看,浦发银行是上海国际信托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97.33%。此外,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股2%和0.67%。

  截至2024年末,上海国际信托合并管理规模9144.05亿元,净资产256.23亿元。从业绩方面来看,上海国际信托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31.4亿元,净利润9.57亿元;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5亿元,同比增长39.77%;实现净利润4.88亿元,同比增长27.64%。

  记者注意到,今年7月份,崔炳文以浦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身份出席上海国际信托2025年中工作会议暨党建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对上海国际信托未来发展提出三方面要求。

  第一,明确上海国际信托未来的三大目标。其一,要在助力母行高质量发展、与母行融合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自身盈利能力和经营水平;其二,要打造独具信托特色的业务和服务,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添砖加瓦;其三,要努力探索创新,为信托行业转型发展跑出新路。

  第二,加快融入母行数智化经营体系。其一,要深入理解母行数智化战略,落实全行年中工作会议精神,助力母行打造“超级系统”“超级平台”和“超级产品”;其二,要主动了解总行各部门、兄弟分行业务流程上的关键点、切入点和痛点难点,主动贡献信托的产品、服务及信托价值;其三,要充分发挥信托“小、快、灵”的独特优势,快速响应市场需要、快速服务财富管理需求、快速推进数智化经营,助力母行筑牢信贷优势和客户服务优势。

  第三,牢牢守住风控合规的底线。要坚守上海国际信托“信利正睿见远”的价值理念、品牌主张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弘扬上海国际信托稳健经营、守正创新的企业文化,合规先行、严控风险,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业内看来,这已被视为崔炳文未来施政思路的重要风向标,也预示着上海国际信托在这位“银行系”老将的掌舵之下,将迎来新一轮战略融合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

  10月11日,阿迪达斯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飞抵北京,开启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这已经是他2023年1月就任该职位以来的第四次访华,足见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比约恩·古尔登此次行程安排紧凑,三天跨两城。在北京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会见后,他于当天下午飞抵上海。10月12日,比约恩·古尔登出席了第37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次日,他先后考察了上海安福路三叶草全球旗舰店和南京东路品牌中心,并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讲座,与上海交通大学足球、中长跑学生队员交流,随后接受媒体采访后于当晚返回德国。

  从采访中可以发现,全球CEO“特种兵”行程的背后,是中国市场在阿迪达斯的全球化布局中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部分。一方面,阿迪达斯总部对中国团队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深度推行本土化发展,全球CEO需要与本地团队密切沟通,以准确了解这一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已不仅仅是品牌的重要消费阵地,更成为全球创新的“策源地”之一,源自中国团队的产品设计理念、运营方案等,正反向输出至全球市场。

  根据2025年上半年阿迪达斯的财报,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实现营收18.27亿欧元,同比增长13%,占全球总营收的比重约15%,是阿迪达斯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

  近年来,阿迪达斯在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方面更加注重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强调与本土文化的互动,这得益于中国团队在本地决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比约恩·古尔登在采访中提到:“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让本土团队来做决定。我坚信,只有贴近并了解消费者,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全球市场并非铁板一块,它由众多需求各异的消费者群体构成,需要我们给予具体和特殊的关注。因此,我始终认为中国团队是中国市场的最佳决策者,而我的角色,就是为他们提供来自总部的资源支持。”

  比约恩·古尔登认为,中国市场仍具显著增长潜力。他观察到,健康意识的提升推动了中国消费者对跑鞋品类的关注,户外运动领域也呈现细分机遇,运动与时尚的跨界融合同样值得关注。

  除了这些宏观趋势方面的洞察,比约恩·古尔登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已经深入到具体产品系列。他指出:“在时尚方面,除了Samba、Campus、Gazelle等鞋款,Superstar经典黑白配色也在全球日渐流行,我们在中国也观察到同样趋势,这些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我认为白色皮革系列即将回归,更多像Stan Smith、Triple White这样的纯白风潮可能在2026年重现。当前跑鞋趋势与90年代至千禧年之交的风格相似,呈现出复古潮流。”

  面对2026年世界杯契机,阿迪达斯正加速布局足球领域。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萧家乐透露,阿迪达斯将推出丰富的国家队及俱乐部球衣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足球服饰正突破场景限制,消费群体从传统球迷和男性消费者扩展至女性客群,兼具功能与时尚设计的足球鞋款频繁现身街头。这股“足球时尚化”风潮有望成为明年市场爆发点。

  比约恩·古尔登亦观察到,已经有很多时尚品牌将足球钉鞋元素融入设计,保留足球鞋面,更换鞋底,以降低摩擦力。他谈道:“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看到足球和时尚如此紧密结合,这是空前的。”

  一个接一个系列的产品组成了阿迪达斯应对快速更迭的市场的“工具箱”,这也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此前市场对阿迪达斯业绩可持续增长的担忧。2022年底,阿迪达斯重新推出以足球鞋为灵感的Samba系列,该产品迅速成为全球爆款,推动公司2023年业绩持续回暖。尽管当时市场担忧Samba之后能否持续打造爆款,但随后Gazelle和Superstar系列在运动时尚领域接棒走热,专业运动领域的ADIZERO 0系列也表现亮眼——今年第二季度,新推出的ADIZERO EVO SL跑鞋为全球跑鞋业务贡献近30%增长。

  这一个接一个的“爆点”并非灵感乍现,恰好押中了市场,这需要持续的积累。比约恩·古尔登表示:“成功的取得并非仅仅因为过去两三年做对了某些事情,而是源于过去数十年间我们在市场中的持续深耕。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造了众多成功的单品,并在市场营销领域形成了深厚的积淀。我们的成功深深植根于品牌的悠久历史。”

  禾盛新材10月14日公告,公司董事会于2025 年10月 12 日收到公司董事吴海峰家属转来的由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公司董事吴海峰因涉嫌违法发放贷款正在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上市公司公告称,上述事项系针对董事吴海峰个人,与公司无关联。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公司董事会运作正常,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至10月14日下午A股收盘,禾盛新材股价报38.14元/股,跌幅8.71%。

  据公开信息,现年49岁的吴海峰为硕士学历,复旦大学EMBA,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湛江分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兼分行审批中心主任,广东南粤银行揭阳分行副行长,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2019年至今任复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2024年4月至今任禾盛新材董事。

  禾盛新材是国内最早进入家电用复合材料行业的企业之一,主要从事家电用外观复合材料(PCM/VCM)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广泛应用于冰箱门板、空调面板、洗衣机盖板等各品类家电外观部件。禾盛新材为国内外多家知名家电品牌生产商供货,并与之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国内外重要客户包括三星、LG、松下、博西华、美的、美菱等多个家电品牌,

  值得注意的是,吴海峰属股东方派驻禾盛新材的董事。2024年4月,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提名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吴海峰正式当选禾盛新材非独立董事,据2024年年报显示,吴海峰在禾盛新材未领取薪酬。

  公开信息显示,吴海峰任总裁的复商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以投资为主、涵盖资产管理与产业运营的综合性控股集团。公司长期关注产业资本市场,采用“股权投资+特殊机会投资”双擎驱动的模式,重点围绕“新材料、新能源、AI应用、现代农业”等前沿领域,开展直接股权投资和资产运营业务。复商集团实际控制人卢大光通过直接持股和控股企业形成控制链,参股企业涉及贸易、房地产及资产管理等多个行业。

  吴海峰被拘留或与其此前任职两家银行的经历有关,根据相关法律,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吴海峰被警方拘留颇为突然,不久前上市公司还披露了这位董事的增持计划。2025年8月,公司公告称,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董事吴海峰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含)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将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数),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未披露吴海峰增持股份的具体情况。

  在国家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下,身处家电行业上游的禾盛新材近年来业绩不错。2024年,公司实现了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的双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7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29%;实现营业总收入 252,59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93%。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00.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31%。

  2025年8月1日,禾盛新材发布公告,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2.5亿元向熠知电子增资,公司于本次投资后预计持有熠知电子10%股权。熠知电子系国内少数已商业落地 ARM 服务器处理器芯片公司,熠知TF7000 系列实测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可同时覆盖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多场景。有券商分析,禾盛新材主业在行业政策支持下有望稳步增长,子公司海曦技术在人工智能、云计算、5G 等产业趋势下,相关订单有望加速落地。

  国考年龄限制放宽了!一般报考年龄放宽至38周岁、应届研究生43周岁,让报考者格外关注的“35岁门槛”在国家级考试中正式打破。

  国家公务员局网站10月14日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公告显示,报考资格其中包括报考者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6年10月至2007年10月期间出生),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1981年10月以后出生)。

  作为就业的“风向标”,国考为高学历青年和资深人才敞开大门,传递出“能力导向”取代“年龄一刀切”的积极信号。

  然而,当公众为“35岁+”群体争取到更多公职机会欢呼时,一个更现实的矛盾依然尖锐:在企业招聘市场,尤其是互联网行业,“35岁门槛”仍是横亘在求职者面前的一堵高墙。

  智联招聘《2024年职场年龄观察报告》显示,超65%的35岁以上求职者遭遇过“年龄限制”,其中40岁以上群体简历投递成功率不足年轻人的1/3;猎聘2023年发布的《2023年度就业趋势数据报告》也显示,在互联网行业技术岗招聘中,明确要求“35岁以下”的岗位占比高达72%。

  一边是国考为“35岁+”打开通道,另一边是企业招聘仍紧攥“年轻崇拜”,这种割裂不仅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不公平,更折射出企业用人观念的滞后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国考此次年龄调整绝非偶然。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年龄普遍延后,以博士为例,多数人毕业时已接近30岁,若严格卡住35岁门槛,相当一部分高层次人才将被排除在公职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更丰富的经验储备,“35岁+”群体往往具备扎实的专业积累、成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是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补充力量。

  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传递了清晰的导向:年龄不应成为衡量人才价值的唯一标尺,能力优先的选拔逻辑,本应是所有用人单位的共识,却在企业招聘中被长期忽视。

  企业为何对“35岁+”求职者设置隐形屏障?表面看是“成本考量”,部分用人单位认为中年员工薪资要求更高、学习能力下降、家庭负担重;深层则是“年轻崇拜”的认知偏差:将活力、可塑性与年龄直接挂钩,却忽略了经验、稳定性与责任感的附加价值。

  “35岁歧视”在互联网大厂的招聘中尤为突出,这凸显出惯性思维下的多重误区。智联招聘的2025年数据显示,35岁以上求职者平均投递42份简历才能获得一次面试机会,而25岁群体仅需8份。脉脉高聘发布的《2023泛互联网行业人才流动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纯互联网行业求职难度创新高,人才供需比持续上升,达到2.34,平均约5个人才竞争2个岗位。相比之下,互联网行业运营人才求职竞争白热化,内容运营、社区运营、新媒体运营成为求职竞争最激烈的TOP3岗位,平均5个人才竞争1个岗位。

  互联网行业的技术迭代快标签已经被异化为“只用年轻人”,35岁以上程序员常被贴上跟不上节奏的标签,但实际上,许多资深开发者正是架构设计、风险把控的核心力量。在制造业就可以已经看到,自动化升级背景下,一线工人需求减少,但技术工人、班组长等岗位恰恰需要经验积累,“35岁+”熟练工反而更吃香。

  更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歧视正在形成恶性循环:企业拒绝“35岁+”,中年人就业难就会导致劳动力结构失衡。根据媒体公开引用数据,2025年一季度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裁员比例普遍超过15%,有的知名电商平台甚至超过20%。

  破除“35岁门槛”是企业的责任。对企业而言,打破年龄歧视不仅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ESG(环境、社会、治理)评价体系不断推广,越来越多投资者和消费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维度”表现,其中就业公平与包容性已成为重要指标。从品牌价值来看,践行年龄平等的企业也更容易获得公众信任。

  要线岁门槛”,需要政策引导、企业觉醒与求职者三方合力。互联网大厂应该重构用人标准与文化,企业需摒弃“年龄=能力”的刻板印象,建立以岗位需求为核心的人才评估体系。例如,可以针对35岁以上候选人设计“经验+创新”双维度考核,重点考察项目管理、风险预判等能力。“35岁+”群体也要主动打破焦虑,调整心态、能上能下,通过持续学习保持技能更新,同时发挥经验优势。

  就业公平是社会活力的基石。国考放宽年龄限制,是国家向就业市场传递的积极信号;而企业能否跟上这一步伐,直接关系到千万“35岁+”群体的职业尊严与发展机会。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结构转型的背景下,破除“35岁门槛”不仅仅是公平问题,只有让每个年龄段的人才都能人尽其用,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就业生态。

  2025年10月13日,杭州丽尚美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隶属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丽尚国潮)与叙宴(上海)文化有限公司旗下上海筵享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在杭州叙宴正式签署合资协议。这不仅标志着国有商业资本与市场化消费 IP 的深度融合进入实质落地阶段,更意味着丽尚美链以国企资本入股叙宴旗下筵享公司,叙宴从此正式成为国企参股企业。此次合作继双方6月上海签约后再升级,将通过“国企资源支撑+市场化运营输出” 模式重构文旅消费场景,开启国企赋能市场化IP的全新篇章。

  作为丽尚国潮集团新零售战略核心载体,丽尚美链依托母公司30年商贸积淀,不仅持有多个核心商圈物业资源,更承载着国有资本参与消费升级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其在新零售领域表现亮眼,业务涵盖跨境电商、直播平台运营及供应链管理,成功孵化多个国潮品牌,此次合作中,丽尚美链的核心动作并非单纯资源投入,而是以国有资本入股为核心纽带,重点发挥自身供应链的整合能力、数字化运营体系以及国有企业的平台与资源优势,作为国企参股后的配套支撑,为合资项目(及作为国企参股企业的叙宴)提供不可复制的场景与资本双重保障。

  叙宴是沉浸式文化体验赛道的领军者,自2023年起已在上海及杭州、台州等5座城市布局门店,其独创的“文化IP+科技体验”模式,通过3D全息投影、非遗互动等技术打造主题餐秀,累计吸引超15000名国际宾客,社交平台曝光量突破1.6亿;在台州十里长街项目中,仅用3个月即实现单店盈利,验证了成熟的商业变现能力。而此次成为国企参股企业后,叙宴将获得国有资本的信用背书、稀缺资源的优先对接权,其市场化运营优势与国企的稳健底蕴将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放大流量IP的商业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此次合作的核心,是国企入股后构建的“国有资源+市场化运营”双轮驱动模式: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国有资源的专业化、市场化与创新化运丽尚美链将重点发挥自身供应链的整合能力、数字化运营体系以及国有企业的平台与资源优势,为合资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与系统保障;叙宴则将输出其成熟的品牌管理体系、沉浸式场景构建经验以及标准化运营方案。

  “双方计划首批在浙江打造多个文旅标杆项目,重点开发中华传统文化主题产品线——这类项目将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合作产物,而是国企参股企业叙宴与丽尚美链共同推动的“文化活化+国有资产增值”示范案例,随后将逐步向长三角及全国重点城市拓展,把“国企入股赋能文旅IP”的浙江经验推向全国。

  “丽尚美链的国企背景与国有企业的平台与资源优势,让叙宴的场景创新有了更坚实的落地基础。”叙宴副总裁汪传锁表示,作为国企参股企业,叙宴将更有底气把《临安录》等在地文化活化经验与国有商业资产结合,创造文化传播与商业效益双赢的消费场景。

  丽尚美链餐饮文化董事长王青则明确指出:“此次合作的关键是国企资本的实质性入股——通过让叙宴成为国企参股企业,我们不仅是引入一个优质IP,更是让国有资本深度参与消费升级,推动集团存量商业资源实现价值重构,为消费者提供‘购物 + 文化体验’的复合消费场景,这是国有资本赋能市场化主体的创新实践。”

  此次合作借鉴丽尚美链在新零售领域的渠道整合经验,叠加国企参股企业叙宴成熟的文化变现模式,有望在三年内形成年营收超亿元的规模效应。随着国有资本加速布局消费新赛道,这种“国企入股+商业资源+内容IP”的跨界融合模式,不仅是文旅赛道的破局尝试,更将成为国企资本赋能市场化IP、推动文旅消费升级的主流范式,为行业树立“国有资本保稳健、市场化IP提活力”的新标杆。

  未来,随着叙宴作为国企参股企业的身份进一步落地,其在资源获取、品牌公信力、长期发展稳定性上的优势将逐步凸显,而丽尚美链也将以此次入股为起点,持续探索国有资本与市场化品牌的融合路径,共同推动中国文旅融合行业迈向“资本赋能、文化增值、商业共赢”的新阶段。

  10月14日,根据此前的出让安排,苏州相城区渭塘镇Z22号地块与阳澄湖镇Z23号地块将于明日(10月15日)正式开拍。

  两宗地块最大容积率均为1.02,总出让面积约134.8亩,起拍总价约6.62亿元,截至发稿均已出现报价。

  Z22号地块位于渭塘镇钻石路东、刘珏路北,起拍楼面价7500元/㎡;Z23号地块位于阳澄湖镇金宅路南、思贤路西,起拍楼面价7000元/㎡。

  两宗地块均要求6层以上住宅全装修交付,装修标准不低于1500元/㎡,6层及以下鼓励装修交付,且户型面积不小于120㎡。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10月14日公布,2025年9月,该集团在武汉、成都收购了2幅地块,总楼面面积约187,089平方米。该等土地收购应付的权益对价约为人民币9.6亿元。

  其中,武汉武昌区积玉桥商住项目总楼面面积46,300平方米,权益占比51%,权益对价3亿元。

  成都市成华区成华理工住宅项目总楼面面积140,789平方米,权益占比33%,权益对价6.64亿元。

  10月14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发布2025年1-9月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根据公告,中国中冶2025年1-9月新签合同额达到7606.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下降14.7%。其中,新签海外合同额为669.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10.1%。

  另据披露,9月份,部分新签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包括:中牟时尚产业园综合开发建设项目(24.3亿元)、河南省5G通信塔及附属工程合同(23.0亿元)、山东众鑫冶金材料有限公司冷轧涂镀项目建安总承包工程合同(23.0亿元)、“红照壁”商业、办公及配套设施项目(20.7亿元)和山东钢铁集团永锋临港有限公司临港先进优特钢产业基地二期(二步)项目建安总承包工程合同(10.0亿元)。

  10月13日晚间,资本市场再传重磅消息。中泰证券(600918.SH)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复,同意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此次定增获批,标志着中泰证券资本补充计划进入实质性阶段,也将进一步加剧证券行业的“资本竞赛”。

  此次定增获批,不仅将为中泰证券注入了发展新动能,更折射出证券行业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深层变革。随着多家券商资本补充需求持续升温,一场围绕资本实力、业务转型和差异化竞争的行业洗牌正在加速。

  根据中泰证券7月14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本次60亿元募资将重点投向六大领域:

  这一资金分配方案清晰地展现中泰证券的战略布局。其中,信息技术投入凸显了券商在数字化时代的迫切需求。中泰证券在募集说明书中明确表示,将加大金融科技投入,以金融科技赋能业务发展、推动业务创新、强化支撑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另类投资和做市业务合计投入不超过20亿元,显示出公司对重资本业务的战略倾斜。中泰证券全资子公司中泰创投近年来已投资43个项目,其中科创板上市9家(含保荐项目跟投)、主板上市3家、港交所上市1家、新三板挂牌2家。在注册制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保荐+跟投”模式正成为券商新的利润增长点。

  募集说明书显示,除本次发行外,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资本结构、业务发展情况,考虑公司的融资需求以及资本市场发展情况综合确定是否安排其他股权融资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中泰证券的定增计划只是当前证券行业融资热潮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券商启动或完成大额融资。

  天风证券(601162.SH)于6月完成40亿元定增;东吴证券(601555.SH)在7月公布60亿元定增预案;南京证券(601990.SH)50亿元定增于9月获上交所通过。

  这轮融资热潮背后,是证券行业发展的深层逻辑变革。此外,招商证券(600999.SH)于9月份宣布,招商金控将全资持有集盛投资,进而通过后者间接持有招商证券19.59%的股份。这一调整简化了股权结构,减少了管理链条,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和透明度。尽管短期内对招商证券的经营无直接影响,但长期来看,更清晰的股权结构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增强投资者信心。

  随着新“国九条”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以及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券商业务模式正在从传统的通道业务向综合金融服务转型。做市业务、衍生品交易、另类投资等创新业务对券商的资本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证券行业马太效应加剧,头部券商在资本实力、风险定价、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扩大。监管层已明确支持证券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组织创新等方式做优做强,打造一流的投资银行。股东背景和实力已成为券商发展的关键变量。然而,融资能力的差异正在加剧行业分化。头部券商凭借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品牌效应,更容易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而中小券商则面临募资难度大、资金使用效率等挑战。

  中国银河证券研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A股市场呈现整体业绩向好态势,42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518.66亿元,同比增长11.37%;归母净利润达1040.17亿元,同比增幅达65.08%。从市场结构看,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前五大券商(CR5)净利润占比升至45.88%,较上年同期提高6.81个百分点;前十强券商(CR10)合计占比达67.44%,同比增幅为9.04%。

  头部券商通过衍生品创新、跨境业务协同等方式强化竞争优势,而中小券商依托区域资源禀赋或细分领域专业化服务实现差异化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券商正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其财富管理与跨境展业经验对本土机构形成倒逼效应,推动中资券商在投研体系优化与服务效率提升方面加快转型步伐。

  尽管定增为券商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也将带来一系列挑战。首先,募投项目的效益实现需要时间,短期内可能摊薄每股收益。中泰证券在风险提示中明确指出,存在“即期回报摊薄风险”。

  其次,随着券商资本规模普遍提升,行业可能陷入同质化竞争。如果各家券商都将资金投向相似的业务领域,难免会导致价格战和收益下降。如何在资本补充后实现差异化发展,成为摆在所有券商面前的课题。

  此外,资本扩张也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截至2025年上半年末,中泰证券有息负债总额达829.17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8.58%。如何在业务扩张与风险控制之间取得平衡,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

  当然,中泰证券在募集说明书中坦承,若二级市场股价大幅下跌,可能导致发行筹资不足的风险。

  在这场资本大战中,不同规模的券商正在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头部券商凭借综合实力,致力于打造全业务链的一流投行;而中小券商则更需要找准自身定位,在特定领域形成差异化优势。

  中泰证券在发展战略中提出,将“做强财富管理、投资银行、投资交易、研究与机构、资产管理五大业务板块”。其中,针对财富管理业务,公司将进一步夯实传统业务基础,提升客户资产规模,优化客户结构,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与效率;全力推动买方投顾思维的业务转型,构建以资产配置为核心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加强“一体中泰”体系建设,提升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深化金融科技的运用,推动业务流程化、数字化、体系化,促进财富管理业务高质量发展。

  对于券商行业而言,此轮定增潮可能成为洗牌的催化剂。那些能够将资本转化为真正竞争力、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的券商,将在新一轮行业变革中脱颖而出;而单纯依靠资本扩张、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则可能面临更大压力。

  定增只是新征程的第一步。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行业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如何走好资本节约型、高质量发展之路,将是券商需要持续解答的时代命题。未来的行业竞争,将更加考验券商将资本转化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无论是通过科技赋能提升运营效率,还是通过业务创新打造差异化优势,抑或是通过风控升级确保稳健经营,都需要券商在资本补充后实现真正的能力建设。

  10月14日讯,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今年前9个月,我国汽车工业多项经济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最新数据显示,1—9月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2433.3万辆和2436.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2.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6.1%。在出口方面,1—9月,汽车出口495万辆,同比增长14.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抢眼,出口175.8万辆,同比增长89.4%。

  这家已退市,淡出投资者视线的公司,因控股股东被立案调查而再度回到公众视野。

  10月13日晚间,已退市1年多的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期”)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于10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

  近期,随着监管层“退市不免责”原则逐步落地,退市追责的力度及范围增大,越来越多的已退市公司收到罚单。此前,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4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对退市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必须“一追到底”,依法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员,决不允许“浑水摸鱼”“一退了之”。

  据统计,2024年,证监会已对35家退市公司及责任人的违法违规问题一追到底,这种“全链条追责”模式有效震慑了市场违法行为。

  资料显示,中国中期于1994年8月成立,2000年7月在深交所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现代服务类项目投资、第三方物流服务、资产管理及创业投资等。

  2020年至2022年,k8凯发官网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993.51万元、4948.20万元、3178.17万元,实现净利润608.25万元、200.98万元、-339.91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650.22万元、-112.15万元、-1020.99万元,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连续三年呈下滑趋势。

  因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司股票2023年5月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到2024年,因中国中期2023年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3.1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深交所决定终止中国中期上市,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8日被摘牌。

  2024年12月20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公告称,中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牟淑云因未按规定披露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受到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具体而言,该公司未在2023年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也未在2024年上半年结束之日起2个月内披露2024年中期报告,违反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牟淑云作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监管部门强调,中期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应对此次处罚引以为戒,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直到10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中期集团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中国中期控股股东被立案调查,恰逢证监会退市新规全面实施的背景之下,反映出监管层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

  2024年4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进一步严格强制退市标准,加大对违规规避退市行为的监管力度,触及退市标准的坚决退市。

  同时强调,对退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违法违规行为将“一追到底”,严惩导致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责任人员,依法实施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推动健全行政、刑事和民事赔偿立体化追责体系。

  2023年8月,泰禾集团因触发“1元退市”,从A股市场摘牌。2024年11月,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泰禾集团立案调查。2025年8月22日,泰禾集团披露福建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2020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公司及高管共被罚款1740万元。

  在2024年8月“1元退市”前,同年5月,华铁股份及高管因2019年至2022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被广东证监局合计罚款2620万元。退市后的2024年12月,公司及高管又因未按期披露2023年年报,被广东证监局共罚款530万元。

  2025年8月21日,华铁股份公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2023年一季报、中报、三季报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高管共处罚款2415万元。

  今年5月,证监会官网披露,秉持“退市不免责”,2024年共对35家退市公司及责任人的违法违规问题一追到底。其中,美尚生态退市后仍被行政处罚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相关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也已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今年6月,证监会在通报越博动力案时表示,对已退市的越博动力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拟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相关董监高等造假责任人依法严惩外,还拟对两名配合造假主体一并严肃追责。此外,对发现涉嫌犯罪情形的,证监会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时间10月13日下午,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今年的奖项颁给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研究。其中,莫基尔因“阐明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获得一半奖金;阿吉翁和霍伊特则因“提出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推动的持续增长理论”而分享了另一半奖金。

  虽然三位学者的研究路数不尽相同——莫基尔侧重于用历史学的方法记录早期增长的事实,而阿吉翁和霍伊特则更倾向于用经济模型刻画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他们三人的工作共同勾勒出一条从思想启蒙到创新机制的清晰逻辑线索,揭示了经济学中“增长”这一古老命题的本质:知识是火种,创新是烈焰,毁灭是灰烬,而增长,是无数次毁灭灰烬之上的生生不息。

  1946年,莫基尔(Joel Mokyr)出生在荷兰莱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则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一岁那年,父亲因癌症早逝,母亲便带着年幼的他回到了以色列海法。当时,以色列尚未建国,只是一块处于英国托管下的贫瘠之地。不过,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当地文化对教育和求知极为重视。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莫基尔曾回忆道:“我童年的最大印象,是图书馆比市场更热闹。”或许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他早早感受到知识的庄严与温暖——知识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的方式。

  本科期间,莫基尔就读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并于1968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远赴美国,进入耶鲁大学深造,在著名经济学家威廉·N·帕克、洛依德·雷诺兹以及华裔经济学家费景汉的指导下学习。在耶鲁期间,他受到诺思(Douglas North)等制度经济史学者的影响,认为增长问题不能仅从统计数据理解,而要追问制度与文化的背景。但与一般的制度经济学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制度解释的单线性逻辑。他注意到,即使制度相似,不同地区的增长路径也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同为欧洲国家,英格兰与意大利的工业化速度差距极大;同样是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与威尼斯的命运却背道而驰。由此他意识到,除了制度之外,文化等影响知识传播的因素,在解释增长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个发现,成为了他后来一系列研究的基础。

  1974年,莫基尔完成博士论文《1800—1850年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在西北大学任教,至今仍在该校工作。目前,他是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斯托尔茨文理讲席教授(Robert H. Strotz Professor of Arts and Sciences)。在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他曾指导过五十余位博士研究生。除教职外,莫基尔还曾担任经济史领域顶级刊物《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主编和经济史协会主席,并担任《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主编。

  虽然在今天的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事实上,真正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完全是一个现代才有的现象。根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之中,其人均GDP和生活质量在千年之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换言之,如果让一个汉朝人穿越到明朝,或者让一个“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欧洲人穿越回古罗马,他们都不会觉得生活水平有明显的差别。

  然而,从18世纪开始,西欧率先挣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成功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人均GDP和生活质量都迅速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东方古国却依然陷于增长的停滞之中。这个现象,正是加州学派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称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为什么西欧会率先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而东方国家却未能做到?关于这一问题,在莫基尔之前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各自的解释。例如,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倾向于从生产要素成本的角度加以说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则更强调产权保护的作用,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学者认为,贸易的扩大是促成西欧率先崛起的关键推力。

  在莫基尔看来,虽然这些解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增长的起源作出了贡献,但它们都不够完备:首先,现代增长并未局限于某一两个国家,而是迅速扩展至整个西欧。现有理论或许可以解释英国或荷兰为何在发展中取得先机,却无法说明为何西欧整体能够共享高速发展。其次,在18世纪以前,部分地区的快速发展可以由制度因素解释;但18世纪以后,增长速度对制度因素的依赖似乎减弱,而这一变化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最后,与前现代增长相比,现代增长具有更强的稳健性。战争、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会对前现代经济产生深远干扰,而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一特征,同样难以通过传统理论充分解释。

  基于上述问题,莫基尔认为,只有从新的角度入手,才能真正揭示现代增长的根源。他提出的这个新视角,便是“知识”。在他看来,技术进步的真正动力来自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而非单纯的经济激励。相比之下,经济制度与市场只是“放大器”,而非“起点”。

  莫基尔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知识”(Epistemic knowledge),另一类是“实践知识”(Techne)。前者指对自然规律的系统理解,多由专业科学工作者所掌握;后者则是可用于生产和改良的实用技能,主要源于劳动者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在前现代社会,这两类知识彼此分离。科学家(当时多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通常不直接参与生产,劳动者也无暇理解科学家的思想。但进入现代之后,这两类知识开始紧密融合,并在生产实践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莫基尔认为,只有当这两种知识能够被充分创造、积累、传播并相互结合时,工业革命与现代增长才得以启动。欧洲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增长,关键在于其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条件更有利于“有用知识”的创造、积累与传播。

  莫基尔指出,当时的欧洲由多个相互竞争的国家组成。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企业家、创新者、思想家或异端学者若在一国遭受压制,往往可以轻易逃往邻国,从而确保知识创造和积累的延续性。而政治分裂之外,欧洲在“思想市场”(Market of Ideas)上却高度一体化:知识分子普遍使用拉丁语这一通用语言,以古典文明为共同知识基础,并通过跨国学术共同体——“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进行交流。这种结构使得新知识得以迅速传播,尤其在印刷术普及之后,知识更以几何级数扩散,并与生产实践深度结合。

  那么,18世纪欧洲人信奉知识、信奉进步的文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莫基尔认为,这主要源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历史研究者在考察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常常提及启蒙运动的作用,但他们通常将关注点集中于其对制度因素(如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影响,而忽略了对知识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在启蒙运动中,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强调认识自然规律对于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重要性,并提倡用实验的方法探寻各种规律。他们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培根计划”(Baconian Program)。在莫基尔看来,培根计划的提出对强化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它激励了人们投身于科学研究,极大增加了知识的数量;另一方面,它显著提升了知识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使得既有知识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在这两个方面中,莫基尔特别强调了后一点——即培根计划对知识可及性的增强作用。在论文中,他提出了知识可及性得以强化的几个原因:

  其一,从技术层面看,培根计划促使更多知识以更统一的术语被记录,并催生了学术杂志等知识传播的媒介,这些都大幅降低了获取知识的成本。

  其二,培根计划重塑了社会文化,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态度。人们开始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科学发现,并鼓励同行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

  其三,培根计划也推动了有利于知识传播的制度建设。大学、学术会议等机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良好发展。

  其四,它还催生了社会对知识的真实需求。人们开始更加尊重知识,愿意为获取知识而付出代价。这些因素共同激发了知识的创造与传播。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莫基尔曾统计《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关于各国描述的总行数,并用该数值除以该国人口数,由此构造出一个“启蒙运动指数”(Enlightenment Index)。在具体统计描述行数时,他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仅计算提到该国的总行数;第二种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提及该国具体地区的行数。因此,他得出了两个版本的“启蒙运动指数”。不过,在数值上,这两个版本结果基本一致。

  通过对各国启蒙运动指数的比较,莫基尔发现,英格兰、苏格兰、荷兰等地区的指数显著高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中心的法国。而这种地理分布,恰与欧洲各国经济起飞的顺序高度吻合。

  当然,“启蒙运动指数”等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因此,在一系列著作中,莫基尔也探讨了其他可能代表知识启蒙的因素,例如学术期刊的创办、科学团体的活跃程度等,并考察了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与“启蒙运动指数”的结果基本一致,由此进一步论证了知识启蒙在推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经济学家当中,阿吉翁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1956年,他出生于法国巴黎,其父亲雷蒙德·阿吉翁(Raymond Aghion)是一位左翼政治活动家,母亲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则是法国奢侈品牌蔻依(Chloé)的创始人,被誉为“巴黎左岸时尚的灵魂”。不过,阿吉翁并没有选择子承父业投身政治,也没有继承母亲的生意成为一名时尚人士,而是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志业。

  1987年,阿吉翁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导师包括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一般均衡理论专家安德鲁·马斯克莱尔(Andrew Mas-Colell),以及微观理论学者杰里·格林(Jerry Green)。毕业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两年后,他回到法国,出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研究员。此后,他辗转欧洲多地,先后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任职。2000年,他重返母校哈佛大学任教。2015年,应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他回国担任经济顾问(也有传言称是为继承刚刚去世的母亲的家业)。同年,他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至今仍在任。

  或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基因,阿吉翁在理论研究之外,也非常热衷于为各国发展建言献策。早在1994年,他就曾来华,参加在京伦饭店举办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为中国企业改革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2017年,他与合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产业政策问题的论文,还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奖。

  与阿吉翁相比,霍伊特的身世并不显赫,经历也相对简单。1946年,他出生于加拿大,1968年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次年在西安大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西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从1972年至1996年,他在西安大略大学任教,并在此期间曾在魁北克拉瓦尔大学、法国巴黎和图卢兹大学、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访问学者。1996年,霍伊特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2000年加入布朗大学,直至2021年退休。

  坊间传说,阿吉翁和霍伊特初次相遇是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年轻气盛的阿吉翁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主流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的不满,霍伊特对此并不认同,于是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到会议结束,两人仍意犹未尽,便一同前往咖啡馆继续讨论,直到晚上才被清洁工请出门。那一天,理论的火花点燃了一段长期合作的缘分。

  这两位学者中,“富二代”阿吉翁性格外向、奔放,富有激情,而年长的霍伊特则性情温和、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老伙计”。但奇妙的是,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学者却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合作,并形成了高度互补的搭档关系。在合作中,阿吉翁善于快速构思,霍伊特则负责将想法写成方程。两人的合作就如同爵士乐的创作——阿吉翁吹奏旋律,霍伊特配上节奏。

  据说,在他们合写论文的早期年代,通信主要依赖传真。阿吉翁常在深夜传真数页修改稿,霍伊特则在清晨回传新版本。最终的论文稿页边布满手写的注释与反驳。有他们的同事打趣道,那些传真比论文模型本身更能体现“创造性毁灭”的精神——每一次推理的进步,都是对前一版本的彻底推翻。

  众所周知,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界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尝试对现代增长是如何发生的进行理论刻画,但大多未能成功。这一切直到1956年索洛发表其开创性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后才发生了改变。

  在这篇论文中,索洛用一个极为简洁的模型呈现了经济增长这一宏大主题: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有两个用途——既可以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人口提供资本,也可以用于资本的“深化”,即提高人均资本存量。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随着资本不断积累,经济最终将运行至一个均衡状态:资本的深化趋于零,新增储蓄全部用于广化资本。在这一均衡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维持稳定,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再上升,整体产出由人均产出与人口数量共同决定。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这一结果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与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资本就越需要用于广化,从而压低均衡资本存量;储蓄率越高,则积累更多资本,提升均衡资本水平;更高的技术水平意味着以相同资本投入可获得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也推动均衡资本水平上升。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与技术水平这三个变量确定,不论经济体的初始状态如何,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最终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经验上看,人口增长率与储蓄率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剩下一个——技术。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增长问题的关键——技术。许多后续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技术差异是解释现代各国增长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然而,作为一个模型,它存在一个核心缺陷:既然技术决定增长,那么技术本身又由什么决定?很显然,如果不打开“技术”这个黑箱,就无法真正解释经济增长的过程。

  在索洛之后,许多学者尝试弥补其模型的这一不足,并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理论。在经济学中,这类试图打开“技术”黑箱、追问增长根本来源的理论被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根据对技术进步机制理解的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可分为三大流派:第一是以罗默(Paul Romer)与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学派,强调知识的内生创造;第二是以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为代表,突出技术传播、技术互补与市场规模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第三个流派,则是以阿吉翁和霍伊特为代表,建立在“创造性毁灭”基础上的理论分析。

  如果从思想史角度看,阿吉翁和霍伊特的模型其实并非全然原创,其理论内核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天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作为与凯恩斯并肩的理论巨擘,熊彼特为经济学贡献了众多宝贵思想,尤其是他关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的论述,至今仍被反复引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这一理论充满洞见,为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灵感。然而,由于熊彼特的思想过于精深、不易形式化建模,长期以来它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境地——虽被反复提及,却鲜有主流宏观经济学者严肃采用。

  在这篇奠基性论文中,技术被形式化为经济生产中最关键的中间投入品,产品生产依赖于这些技术。企业一旦掌握生产技术,便拥有市场力量,获取垄断利润。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通过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实现,而获取新技术的唯一方式是进行研发(R&D)投入。研发被设定为一个带有随机性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并不确定。一旦研发成功,新的、更优技术就会出现,旧技术随之被淘汰。

  在这种“创造性毁灭”框架下,技术变迁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更新技术提升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使发展更为可持续;另一方面,旧技术被淘汰会对掌握旧技术的企业及相关利益集团带来冲击。社会整体福利的变化,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

  显而易见,相较于同为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阿吉翁和霍伊特的理论具备更强的解释力:首先,模型引入了研发的随机性,使其具备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周期的能力;其次,由于同时纳入新旧技术的博弈,它更适合分析技术变迁背后的利益冲突与博弈结构,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吉翁与霍伊特的理论不仅具有高度理论性,也具有现实的政策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创造性毁灭”模型最初是作为增长理论提出的,但两位作者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扩展这一框架,使其逐渐演化为一整套完整的“熊彼特范式”。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增长被视为创造与毁灭的动态平衡,而这一逻辑也可用于解释现实中的众多经济现象。几年前,阿吉翁出版专著《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系统阐述“熊彼特范式”的核心思想,并运用该框架分析诸多现实经济问题。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展示他们如何用“熊彼特范式”分析现实中的经济现象。

  竞争究竟会如何影响创新?这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传统上,学者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竞争与创新呈正相关关系——竞争越激烈,创新越活跃。这一观点可追溯至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因此常被称为“阿罗效应”(Arrow Effect)。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理由也很直观:创新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只有掌握垄断地位、利润丰厚的企业,才具备长期投入创新的能力。这一立场源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论述,被称为“熊彼特假说”(Schumpeter Hypothesis)。

  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接近现实?在阿吉翁看来,这两种看法都只是揭示了部分真相。按照“熊彼特范式”,竞争对创新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现实中,市场上的企业在技术层次上存在明显差距——有的接近技术前沿,有的则远离前沿。对于前沿企业而言,竞争加剧意味着其领先地位面临威胁,因而会激发更强的创新冲动;而对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来说,激烈的竞争则可能挤压其生存空间,导致预期回报下降,从而选择“放弃努力”,不再进行研发投入。

  阿吉翁将这种分化效应形象地称为“激励效应”与“打击效应”。这种逻辑可以用一个课堂比喻来说明:当一个班级来了几位特别优秀的新同学,原本成绩好的学生会被激励得更加用功,希望维持领先;而成绩差的学生则可能因“望尘莫及”而选择躺平。

  阿吉翁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效应在不同竞争强度下的相对权重是变化的。如果一个行业的竞争程度原本较低,说明市场主要由上一轮“创造性毁灭”中胜出的少数企业主导,它们拥有丰厚利润。此时,竞争的加剧会促使这些企业为了维持利润而加大研发投入,带来更多创新——此时“激励效应”占主导。而当市场竞争已然激烈、企业利润空间本就微薄时,进一步提升竞争强度只会打击企业创新的意愿,“打击效应”便占上风。

  综合来看,阿吉翁认为,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当竞争程度在某一临界点之前上升时,有助于激发创新;但一旦超过该阈值,创新反而受到抑制。

  这一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现实中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新的启发。例如,在产业政策领域,过去几年我国曾就“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展开一场激烈论战,争论双方陷入了“要不要”的二元对立。但从“熊彼特增长范式”的视角来看,真正重要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而是“怎么要”。

  如果产业政策采取的是传统的“奖励赢家”模式,其结果往往是强化市场集中度,削弱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这就像只给班上的尖子生补课,最终只会让少数人变得更优秀,而大多数学生失去奋斗的方向。相反,若产业政策采取“横向的、普惠的”方式,帮助后进企业提升能力、缩小与领先者之间的差距,市场整体的创新活力反而会增强。

  换言之,产业政策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奖优”还是“扶弱”,而在于能否根据现实条件,合理设计出最有效的竞争结构。

  当下,“碳达峰”和“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围绕实现“双碳”目标,存在两种主要路径:一种是渐进式方案,即先从高污染能源(如煤炭、石油)过渡到污染较轻的中间能源(如天然气),再逐步向清洁能源转型;另一种则是激进式方案,主张直接跳过中间阶段,一步到位推进新能源替代。

  表面上看,前一种方案似乎更稳妥、阻力更小,也更符合传统“渐进式改革”的逻辑。然而,阿吉翁从“熊彼特范式”出发,认为这种“稳妥”未必意味着“高效”。他指出,任何重大的技术转型都伴随着“创造性毁灭”——新技术的兴起必然意味着旧体系的瓦解,而这种破坏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往往被低估。

  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例,每一次能源替代都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天然气取代石油成为主要能源,大量石油工人可能面临失业,同时天然气产业则会创造新的岗位需求。如果改革按阶段进行,这种利益重组将发生多次,每一轮都意味着制度摩擦、社会成本与政治博弈的累积。而如果能源结构能够一次性完成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跃迁,尽管短期冲击更大,但整体调整成本反而可能更低。

  更关键的是,渐进式改革容易形成“中间利益集团”的路径依赖。例如,天然气若成为主导能源,其相关行业可能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反过来阻碍后续的清洁能源转型。阿吉翁正是对这种“中途锁定效应”发出警示:越是分阶段改革,越容易被阶段性利益结构所绑架,最终导致真正的技术跃迁被搁置。

  客观而言,阿吉翁的建议带有一定的激进色彩,也存在不少现实操作上的难度。毕竟,能源体系重构关乎数亿人的生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的分析确实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在“碳中和”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不应仅关注转型路径的稳健性,更应重视整体效率与长期动力。很多时候,最具风险的选择,或许才是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的改革方案。

  当我们回望经济学的两百年历史,“增长”似乎一直是那个永恒的中心词。从斯密的“分工”,到索洛的“技术”,再到莫基尔、阿吉翁与霍伊特的“知识—创新—毁灭”三部曲,增长理论不断演化,像一条隐形的线索,将人类的思想与制度串联在一起。然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条曲线向上还是向下,而是我们能否理解这条曲线背后的深层含义: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过去,我们常将增长等同于财富的增加、产出的扩张或GDP的攀升。但三位学者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增长的更深层含义是文明的学习能力——一个社会是否能够持续积累知识、鼓励创新,并在毁灭中重建秩序。莫基尔告诉我们,增长始于思想的开放;阿吉翁提醒我们,增长依赖创新中的竞争;霍伊特则指出,增长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社会具备在毁灭中学习的能力。这些教诲看似平实,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当下,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AI、机器人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仿佛即将跨过增长的“奇点”,迈入一个增速无限、技术主导的新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似乎正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各国重新背弃开放,回到以邻为壑的路径。对增长至关重要的技术传播与市场规模效应,正面临被撕裂的风险,许多国家的现实经济也正在重新陷入停滞。

  此外,增长本身的阴影也在不断显现——伴随GDP的走高,收入分配恶化、生态环境破坏、社会撕裂等问题愈发突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莫基尔、阿吉翁与霍伊特的理论成果,便显得格外富有现实意义。

  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在颁奖词中说道:“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支撑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以免陷入停滞。”我想,在享受现代增长所带来的诸多便利时,我们非常有必要记住这句警示之语。

  从2020年开始,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就持续在社交平台账号中发布文章,几乎保持了每周更新一次的频率。

  文章包括一些游记、感悟及个人爱好的分享,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是针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和观点。这些观点与其2010年至今在公开场合反复表述的经济主张一致:不应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而应将政策重点转移至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费上。

  贺铿认为,对投资过于倚重的趋势从1998年就初现端倪,2008年后其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最终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症结所在。

  在贺铿看来,当下经济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这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方案。比如,如何推动企业给员工涨工资。“很多企业家害怕提涨工资,但这不能成为回避的理由。应建立一种机制,让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但他也强调,这种机制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而是基于企业、员工等各方共识,以法律形式体现的机制。这种机制广泛存在于各市场经济体中,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这些观点并不是中国经济领域的主流看法,很多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加大投资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速。但近年来,经济政策开始呈现更强调消费与收入分配的迹象,支持贺铿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个人社交媒体的文章阅读量也不断攀升。

  贺铿的很多观点与当时的主流声音相悖。201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高房价的不满和担忧,一句“副部级官员都买不起房”让他备受关注和争议。

  对于新基建,他主张“一分为二”看待。2019年在武汉举办的一场以5G为主题的大会上,他曾指出5G建设过于超前;他还认为,数字经济概念虽热度颇高,但定义尚不清晰,很多企业与行业所谓的数字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

  他认为一些行业曲解了“反内卷”的理念,因为头部企业更易从中获益。他说,泛泛地“反内卷”容易挫伤竞争活力。政府有能力压制竞争,可一旦损害了市场竞争活力,再想恢复就难了。

  进入行政体系前,贺铿曾在高校教授经济计量学和统计学。在退休后,他更倾向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学者、研究者。

  贺铿说:“我的观点不敢保证全对,但多数经得起推敲。因为我的言论是经过思考与研究,从不信口妄言。”他认为,在经济政策建议方面,有研究、有想法就应该发声,敢于发声。否则,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呢?

  贺铿:长期以来,我们宏观调控总是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还伴随着宽松的货币环境。有些年份虽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执行中仍偏向积极,形成了“双积极”的格局。

  这种“积极”政策,重点多放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上。有些基建项目确实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比如高铁,世界各国都认可中国高铁建设的成绩,可真正实现盈利的线路并不多。发展经济要尊重客观比例关系、要讲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不能总靠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更不能一直靠赤字财政、发债搞建设。

  我的基本观点是:特殊情况下,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必要的,但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不能一味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关键要调整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对于房地产及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不宜再过度投入。资金应该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

  我觉得,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调整。只有逐步完成这种结构性转变,经济才能真正好起来。

  我去广州调研时,许多企业家反映,他们并非没有资金,也不是不愿投资,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现在投什么都不赚钱。我们必须解决企业“无处可投资”的困境。

  部分经济学家对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始终持谨慎态度。即便我们不像美国那样直接“发钱”,但对确有困难的职工也应该给予救济。否则,“五险一金”中的失业保险是干什么的呢?

  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尤其需要拿出切实措施重点解决。我们每年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这是不小的挑战,必须有相应的对策。

  贺铿:目前我们主要统计城镇失业率,但实际上更应该关注的是农村失业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乡村,不可能在城市坐吃山空,因此失业问题更多体现在农村。这是统计工作需要加强覆盖的领域。当然,这并非我国独有现象,很多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

  失业率是宏观经济决策中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必须做到真实、可靠。我很佩服格林斯潘,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总是紧盯失业率、通胀率等与民生相关的经济指标,对经济增长率似乎并不刻意追求。但他成功帮助美国平稳度过了20世纪波涛汹涌的20年——此前经历了60年代的滞胀、70年代的经济起伏,直至90年代迎来十年高增长、高出口率,低通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的“新经济时代”,实属不易。

  我多次强调,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者应该深入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转型经验,探究其如何实现“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这一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贺铿:至今,城市的很多福利尚未覆盖农民工群体,他们甚至在子女入学等方面遭受歧视。这两三亿农民工在统计城市化率时被计入城市人口,却无法充分享受城市福利。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公平,城市化率也不敢说很真实。

  经济观察报:劳动力领域的“刘易斯拐点”是一个重要节点,你认为我们已跨越这一拐点吗?

  贺铿:没有跨越。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失去“人口红利”,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的窗口期。只有当农业实现现代化,农村再也转移不出劳动力时,才算真正到达“刘易斯拐点”。目前,中国农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一半,这意味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依然存在,城镇化进程仍在持续。

  贺铿:我们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很多人到了三十五六岁就难以找到工作,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属少见。这个年龄段本应是工作经验最丰富的时期。此外,不少企业推行明显违反劳动法的制度,比如“996”工作制,这是不正常的,政府应当干预。

  经济观察报: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重视投资、重视基建的经济思路始于1998年,且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贺铿:“重建设轻民生”的现象一直存在,过去还有过“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但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推行确实始于1998年,当时经济形势严峻,各界认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时,政策层对“积极”的程度有所控制,避免过度扩张,对房地产也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

  之后,房地产热潮兴起,地方政府的参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房地产激发了地方领导的积极性,因为一旦房地产产业发展起来,地方财源就会滚滚而来。曾有记者问我如何遏制房地产热?我回答:“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全部收归中央,地方还会这么热衷于房地产吗?”

  贺铿: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量入为出”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靠房地产,地方政府的任务很多,不也发展得很好吗?过日子就该量入为出。我多次建议,应回头总结历史经验。不回顾、不总结,后续工作就难以理清头绪,拿不出好办法,就只能回到最擅长的路径——扩大投资。

  经济观察报:我们扩大投资的方向有所调整,比如从大型公共设施到市政设施,包括前几年的新基建,你怎么看待新基建的投资领域?

  贺铿:对新基建要一分为二地看:部分领域确实值得投入。比如特高压输电就非常必要,若不建设,“西电东送”就做不成,风光电并网难度也会更大。但有些领域应该谨慎推进,不宜操之过急,比如5G基站建设。当年在武汉的一次大会上,我就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我说,何必如此急于推进5G?投入成本太高了。一个基站动辄上百万元,最少也要50万元。中国大、地理环境复杂,要实现全覆盖花费巨大。现在物联网还没有建成,生产领域对5G需求并不迫切,还需要持续观察,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经济观察报:你在文章中提到,这种偏重投资的经济思路实际上挤压了居民收入,进而影响了消费提升,比如2008年后我国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贺铿:GDP核算有两种方法:支出法和生产法。我们目前以生产法为主,同时也采用支出法核算。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就是通过支出法得出的。这一数据本质上反映了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有多少用于资本形成,多少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尽管大家感觉政府开支较。